圣贤对房子的态度耐人寻味。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即如果一个人留恋家乡的安逸生活，那么就不配称作士了。然而，要想过上安逸的生活，物质基础房子恰恰是其中之一，孔子却鄙弃，他的话里带有一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豪气。孟子曾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在他看来，只要胸怀“仁义”，就等于住在了天下最宽敞的房子里。这二位圣人的“房子观”的确令后人惊叹且自愧弗如。
杜甫辗转半生，安史之乱后被迫留居成都4年，其间求亲告友终于盖了一所草堂，结果被秋风吹破，导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住在四处漏雨的房子里根本无法入眠，尽管如此，杜甫想到的竟然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难怪人们称其为“诗圣”，一颗心总是忧患苍生。
韩愈到了26岁，生活依然窘迫，他写信对友人说：“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意思是说：“我现在最感到难受的，就是穷，没钱租房子，没钱雇仆人，没钱买棉袍，没钱买吃的。我打马出了门，不知道该去哪里。”其实，韩愈的穷是相对的，比起一般人来说，他出行还有马骑。当然，韩愈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开支的确很大。为了取得丰厚的经济收入，他经人引荐到节度使幕府工作了5年，俸禄不断增长，“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收入水平大大提高。再加上给人写碑文志文所赚取的稿费，韩愈终于在知天命之年，在长安买了房子。韩愈把房子视为自己30年辛苦奔波的最大成就，于是写了《示儿》，向孩子们表达内心的骄傲与喜悦：“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拼搏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能不高兴吗？
苏轼，由于特殊的经历，其对房子有着特殊看法。一生颠沛流离的他，甚至亲手营建过好几处房屋。苏轼被贬黄州后，官俸微薄，糊口靠开荒，住房也要自己造。元丰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因一时没有事可做，百无聊赖的他，在房子东边一个山坡上开始种花种菜，“东坡居士”便由此得来。他又模拟大自然，将茫茫雪色涂抹在茅屋四壁，昼寝其中，隐几晏坐。绍圣四年，苏轼迁入“白鹤新居”。那座宅院很气派且是海景房，有房20间，正厅、书斋等一应俱全。然而好景不长，三个多月后，苏轼再次被贬，不得不告别新居，来到海南。那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苏轼只得在城南桄榔林买地建房，新居名曰“桄榔庵”。那里狭隘低湿，没有了“雪堂”的纯洁，也没有了“白鹤新居”的闳敞。苏轼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一边入乡随俗，积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边追和陶渊明诗，求取内心的安宁。可是，人毕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还是要回归现实。苏轼为了建造房子，穷尽一生的力量。黄州时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基。到了惠州，渐成规模。来到海南，终于宣告落成。到了海南，写作《和陶归去来兮辞》，才彻底改变了家园观念。他把“归来”重新定义为回归自己的本真状态，所以不论他在哪里，都已经是在“家”了。
北宋时期的杜衍却对房子看得很淡，“不营生事”“不买田宅”，官至宰相，连一所宅邸都没有。他退休之后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养老，“无屋以居，寓于南京驿舍者久之”。驿舍是临时居所，据说杜衍死后，其夫人才拿出压箱底儿的钱买了一所小房子，安度余生。
古代官员的任命实行“避籍制”，多半是异地任职。隋炀帝之后，对官员携带父母、子女随行任职的规定不断放宽，古代社会又有投亲靠友的传统，再加上丫鬟仆妇，官员调动通常是一大家子人随行。这一大家子人怎么住？部分官员有公家提供的宿舍，大部分人则是租房住。据说王安石从金陵奉调回开封，先派儿子王雱打前站去租房。他想在司马光家附近找一套房子且最好是比邻而居，结果没有合适的房子。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司马光和好友范镇在开封是邻居却是事实。
北宋真宗时期的李沆对于房子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范。他做宰相时在开封盖房子，大厅前面建得很窄，仅能容一匹马掉头。有人说太寒碜了，李沆笑着说：“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意思是，这个住宅将来是要传给子孙后代的，他们倘若没有本事，只能靠前辈的影响做个小官儿，这样的规模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