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勤思好问，善于倾听。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咄逼人”。
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小平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留有深刻印象，这使他们误以为他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他会将中国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1978年时，邓小平右耳听力已经很差，这妨碍了他参加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会议。他更喜欢看报，每天上午都会一个人坐着读各种报告：他的办公室主任每天为他拿来15份报纸和所有重要报告，邓小平会从中选出那些值得花时间去阅读的东西。会见外宾对他来说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译员可以直接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使他能够与客人自如地交谈。邓小平讲一口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不过会讲普通话的人并不难听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语速。邓小平面对的任务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比他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或者是从性情和习惯上更能胜任。
邓小平有着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党献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邓小平的爱国思想形成于他14岁那年，当时他就读于广安县中学，他走上街头示威并感受到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16岁那年他去了法国，分派给华人的苦力活和求学前景的落空让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直到70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于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
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但邓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绵”的存在，只要他断定不符合党的利益，即使是忠实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他也会将其革职。
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治理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于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复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邓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泽东更易于接近；人们在谈到毛泽东时毕恭毕敬，对邓小平却可以直呼其名——“小平”。他对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对客人说自己有3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吐痰，而且从中自得其乐。
邓小平上台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治理体系，引入了现代工业——这些都是邓小平可以利用的优势。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毛的群众动员体系已经失效，中国的科技已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这些重返工作岗位的老革命，愿意团结在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过渡。
但是，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中国在1978年具备的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作了更好的准备。他将完成近200年来其他人试图实现的使命，即为国家找到一条富强之路。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邓小平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