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刘备，这是诸葛亮在滔滔不绝陈述自己“隆中对”的宏伟蓝图时就暗暗下定的决心，因为刘备身上有两个鲜明的标签——“兴汉”和“反曹”，只有这两杆大旗同时竖起来，荆州才会在这场乱世之中拥有另一种可能。尽管当时刘备的力量十分弱小，甚至在建安十三年的长坂坡之战中差点遭遇“团灭”，但当刘备在诸葛亮的指导下果断放弃江陵、斜趋汉津，踏上前往江夏的战船之时，剧本开始向诸葛亮规划的方向发展，逆风翻盘的时刻即将到来。
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是诸葛亮提前为刘备布好的退路。由于诸葛亮与刘表的亲缘关系，他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刘表的诸公子，并且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刘琦因不受父亲宠爱所处的尴尬境地。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上楼抽梯”，诸葛亮利用刘琦的焦虑，策动他去接管江夏，作为日后刘备回旋的资本。江夏毗邻江东孙权领地，当刘备退据于此，就必然面对与孙权的联盟问题，而当时的刘备帐下，唯有诸葛亮与江东有渊源（其兄诸葛瑾为孙权长史），再加上他早就提出了“东和孙权”的方略，诸葛亮就成了渡江东下结盟孙权的不二人选。
赤壁之战的胜利，就是孙刘联盟的胜利，曹操失去了最有可能一统天下的机会，而孙刘联盟的提出者诸葛亮和鲁肃则在此战之后收获了双方君主无与伦比的信任，成为此战的最大赢家。成功抄底的诸葛亮，开始着手建立荆州士人的新秩序。
蜀汉的“C位”
赤壁之战后，曹操北归，留给荆州的是一片疮痍未愈的土地，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舞台。
《三国志·刘巴传》说：“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这里的“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实际上发生在赤壁之战之后。当时，刘备趁着周瑜与曹仁在南郡鏖战之际，打着刘琦的旗号迅速接管了曹操鞭长莫及的荆南四郡（零陵、武陵、桂阳、长沙），做出承袭刘表政治衣钵的姿态。刘表在荆州主政二十年，余威仍存，对荆州士人有着很强的号召力。与此同时，赤壁一役又让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动摇了曹操在荆州的统治基础，为刘备宣传“兴汉”与“反曹”制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于是，在刘备取得荆南四郡前后，其僚属迎来了自涿郡起兵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员”。这里面有来自襄阳的马良、向朗，有来自南阳的黄忠、陈震，有来自南郡的霍峻、邓方，有来自荆南的潘濬、廖立，还有客居荆州曾为刘表效力的伊籍。荆州诸郡未随曹操北上的人才荟萃于刘备帐下，可谓蔚为壮观，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诸葛亮的功劳。就像荀彧投曹后为曹操带来了成群结队的颍川士人一样，诸葛亮依靠姻亲与交友在荆州士人中深耕多年的人脉网络也在此时发挥了巨大的功效。这些荆州士人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影响力，成为刘备摆脱寄人篱下的命运，走向与曹操、孙权鼎足三分之路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诸葛亮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刘备集团“荆州系”的话事人。如果说荆州士族是LP（有限合伙人），那么诸葛亮就是GP（普通投资人），他代表荆州士人与刘备合作，与刘备集团的其他派系博弈，深度参与刘备集团的重大决策和运营管理，让刘备集团更好地服务于荆州人的利益。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周瑜病故，刘备向孙权借得南郡江北之地，原为周瑜功曹的襄阳人庞统归附，刘琦也在前一年早卒。这一切标志着刘备已经基本取代刘表获得了荆州的支配地位，同时也标志着“荆州系”确立了在刘备集团的支配地位。诸葛亮与庞统两人均担任军师中郎将，且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诸葛亮主内，督管后方，征调赋税，充实军资；庞统主外，专为谋主，施计献策，西取巴蜀。在刘备平定益州后，十二郡太守中有七人来自荆州，在蜀汉军事、内政、钱粮、律法、外交等诸多领域，都不乏荆州人的身影。即便在多年之后，荆州之地失于东吴，但荆州人仍始终占据着蜀汉集团的“C位”。即便在荆州系灵魂人物诸葛亮死后直至蜀汉灭亡，主导蜀汉政事的始终是来自荆州的蒋琬、费祎、董允、董厥、樊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刘备占据荆州后，荆州人才的富矿几乎被发掘殆尽，以至于孙权夺回荆州后的数十年中，东吴高层除蜀汉降臣潘濬、郝普外，几无一名荆州人士，直到吴末帝孙皓时期才有了襄阳人张悌为丞相。
诸葛亮始终没有忘记那些投奔曹营的故友们，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伐师出陇右时，曾饶有兴致地派人打听徐庶、石韬两位老朋友的现状，当听说徐庶官至御史中丞、石韬官至典农校尉时，诸葛亮发出了一声轻叹：“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魏国难道人才很多吗？为什么这两人不被重用？）这句话十分耐人琢磨，它既是诸葛亮对故友的惋惜，也是诸葛亮对自己的庆幸。若是二十年前，他“识时务”地抛弃刘备北上投曹，那么诸葛亮将不再是如今的诸葛亮，三国也将不再是此时的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