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凭什么独占十二生肖鳌头?(2)

【添子添福:书画中的吉祥之征】

明代以前,中国书画中几乎找不到鼠的形象,因其既乏文人风雅之趣,更难入宫廷画家之眼。直到明宣宗时期,民间象征“多子”的、与鼠有关的图案组合才开始出现在了书画作品中,宣宗皇帝本人就创作过多幅以鼠为主要题材的画作。

明宣宗名朱瞻基,为明仁宗长子,明成祖朱棣之孙。他和仁宗在位期间,明朝社会相对稳定,民生繁荣,百业兴旺,史有“仁宣之治”的说法。宣宗皇帝雅擅书画,据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载,他“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指宋徽宗)争胜。”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篇》称其“万几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足见其绘画水平不凡。他有多幅表现动物题材的画作流传下来,应是一位擅长描摹动物的花鸟画高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传为明宣宗所绘《三鼠图》一卷,该卷共由三幅画作组成,分别为《苦瓜鼠图》《菖蒲鼠荔图》和《食荔图》,三幅分绘三鼠,各具生动之姿,显得尤为灵动可爱。三幅的风格和样式各有不同:《苦瓜鼠图》为纸本墨笔,绘一鼠攀附石上,正警觉地翘头侧望,看向上方藤上结出的三只苦瓜。此画风格逸笔草草,颇具写意花鸟之趣。石下兰草与左侧修竹潇洒爽利,苦瓜与藤蔓湿笔点染,随风披拂,小鼠以淡墨皴擦表现其皮毛,绒绒质地似乎触手可感。瓜与鼠的结合在民间极为常见,因瓜喻“多子”(多籽),鼠在地支中亦称“子”,故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画上有作者自识:“宣德丁未,御笔戏写”,推知此画作于宣德二年(1427年)。时年宣宗喜得一子(即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此画或表对此事的祈祝或庆贺。另两幅《食荔鼠》团扇与《鼠石荔图》册页均为绢本设色,据故宫博物院余辉先生考证,应均非宣宗亲笔。《食荔鼠》以细腻工笔,独具匠心地将白鼠红荔绘于瓷青纸上,近乎漆黑的底色似是老鼠于夜幕中潜伏偷食,色彩对比鲜明,颇见创意。梁沈约《宋本·符瑞志》、梁萧子显《南齐书·祥瑞志》、宋苏轼《东坡志林》等书中均有将白鼠视为祥瑞、甚至龙之化身的记载。晋葛洪《抱朴子·对俗》云:“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则白鼠还可被视为某种长寿之征。“荔”与“利”谐音,显然具有祈求财源广进的吉利色彩。民间也常将鼠与白菜组合表现,“白菜”谐音“百财”,与鼠荔的组合一样带有添丁聚财、人财两旺之意。

有意思的是,明宣宗不但爱画鼠,也爱画猫。他赐予重臣杨士奇的画作《壶中富贵图轴》上,杨士奇的长跋透露出猫鼠之画中蕴含的喻义:“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无相鼠之刺,野无硕鼠之呼,则斯猫也。”相鼠、硕鼠皆典出《诗经》,杨士奇领会到了明宣宗似乎在通过猫鼠之道隐晦地传达他的告诫:在君与臣、臣与民的相互关系中,管理者有德无私则正似狸猫震慑宵小,失德则不仅会放任群鼠横行,而自身何尝不将化为硕鼠。鼠的形象在画中虽未直接出现,但它与猫构成的关系显然在此承担着更为深远的含义。

明代花鸟画家孙隆曾于宣德朝任翰林待诏,《明画录》记载,孙隆“画花鸟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赵昌没骨法,饶有生趣。”他的没骨画法很有可能对宣宗产生过影响。吉林省博物馆所藏孙隆《花鸟草虫图卷》卷中有一段绘窥瓜之鼠,技法与宣宗《瓜鼠图》颇为类似,野逸脱俗,深得生动之趣。

清代以降,以鼠为题材的小品更趋多见,属鼠的齐白石就极爱画鼠。在他的笔下,鼠与油灯常常组合在一起,“灯”谐音“丁”,“鼠”谐音“储”,依旧不离人丁兴旺、富贵生财的吉祥主题。所谓“仓鼠有余粮”,唯有仓禀充实,小小老鼠才能够跟着饱腹,故而不少画家也常绘瓜果遍地、群鼠欣然于此间觅食的场景,俨然一派盛世丰年、子庶丰登的图景。丰年之鼠也成为了书画中经常出现的固定题材,以此烘托年景之丰裕,收成之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