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历史上在地理开拓方面的典型人物，第一个要说的，肯定是大禹。
说到大禹，你一定会想到“治水”。没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但在《史记》里，大禹治水的历史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司马迁花了大量笔墨写的，恰恰是大禹对地理的开拓和天下九州的划分。在我看来，大禹不仅仅是个治水英雄，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全面深入的地理调查和地理资源开发的领导人。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在舜帝时期奉命治理洪水，他无私奉献，“过家门不敢入”。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历尽千辛万苦，深入山地、江河、沼泽等多种地理环境。他借助各种各样的工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最终，大禹成功克服了地势地形带来的阻碍，用13 年时间，解决了自尧帝时代以来的洪水灾害。但治水只是一个开始，大禹紧接着对他走过的地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地理调查。
他探明了重要山脉的走势、重要河流的源头和河道变化，以及重要的湖泊、沼泽分布。与此同时，还将各地的土壤颜色、质量，特殊物产等信息，都列入调查范围，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对土壤土质进行了上中下的等级划分。
此外，大禹按照勘查收集到的地理信息，将华夏地域划分成9 个大的行政区（冀州、沇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明确了每个州对中央政府的经济义务，以及中央对地方的责任。比如治理洪水，兴修水利工程，遇到灾荒时跨地区进行救灾物资的调度。
从此，九州都由同一个中央负责，人们居住的范围也以此为基础，不断向四方延展、开拓。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九州攸同，四奥既居”。
这个过程，《史记》的记载非常详细。大禹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过家门不入、无私奉献的道德教化故事，更是一个早期文明中的个体对地理深入探索、开拓的艰难过程。通过大禹的调查，华夏世界的疆域格局，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其实，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地理调查、具备空间智慧的人。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对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东南丘陵、云贵高原以及沿海地区，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思考后，这才动笔写《史记》。
所以，在《史记》中，你不仅会看到刘邦君臣根据地理信息争论首都选址问题的过程，还会看到司马迁从地理多样性的角度探讨经济多样性的思维方式。比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就根据地理特性，把全国分成若干个经济区。他还明确指出，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物产的不同，而不同物产的交易流通，能够极大促进社会的繁荣。
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司马迁对地理重要性的洞察和判断，都是非常厉害的，也正是从司马迁构建的这个宏大的空间视野之中，我们看到了对历史的另一种读法。
不仅仅是《史记》，在《周易》《周礼》等早期经典中，也有中国古人对山川地理的丰富记载。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更是全世界最早、最深入探讨地理和战争关系的着作。至战国时代，邹衍提出着名的“大小九州”理论，提出天下共分为九个大州，每个大州又分为九个小州，而大禹划定的九州，合起来只是一个小州。
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后来的中国人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向外探索的脚步也从未停止。西汉汉武帝为了寻找传说中的乌孙国，派出张骞使团；东汉汉和帝为了寻找罗马帝国，派出甘英使团。
可惜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这种空间思维，或者说这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越来越淡薄，知识精英普遍失去了对地理探索和开拓的渴望。
结果就是，明代的中国虽然在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上一度领先全球，但最终还是与大航海、全球贸易擦肩而过。
又比如李鸿章，他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推动者，他年轻时写过着名的诗句：“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从字面意思看，“一万年来”确实气象宏大，代表着我们的时间积淀非常深厚。但是，接下来的“三千里外”，就有点小家子气了。而同时期的西洋列强，早就以一万里为单位，进行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了。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空间探索，从海洋扩展到天空、太空，乃至虚拟空间。时至今日，我们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更要学会从空间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