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无双”伍连德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槟城,曾诞生过一位挽救过中国国运的人物,他不但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也是诺贝尔奖史上首位华人候选人……他叫伍连德,字星联。梁启超先生曾赞誉道:“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从1908年到1937年,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历史时期,伍连德的人生贯穿了近代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他为国服务30年的履历,是近代中国医学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处理瘟疫

1910年,东北地区突然爆发了一种可怕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这些症状指向一种曾令世界都为之胆颤的瘟疫:鼠疫。

更可怕的是,因为东三省当时是中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疫情沿交通线迅速扩散,这里的政治局势也异常复杂险恶:俄国和日本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都虎视眈眈,随时寻机扩大特权。特别是日本,一直企图通过自己主导疫情治理来插手东北政治。

同时,在东北居留的俄国和日本侨民众多,他们之中已发现有人染上了瘟疫,如果处理不及时得当,同样可能造成外交危机。在这个危急时刻,清政府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承担处理东北鼠疫的重任。

显然,伍连德就是最适合的那个人。他不仅具有流行病学、细菌学知识,也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满了为国解难的决心和意志。因此,在外交家施肇基的推荐下,伍连德被委任为瘟疫调查员,派往哈尔滨迅速了解疫情。

伍连德刚到哈尔滨,就干了一件全中国都没人敢做的事:解剖死尸。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人体的解剖。

通过对死亡患者进行病理解剖,伍连德确定此次瘟疫为鼠疫,并且和此前席卷欧亚的腺鼠疫不同,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鼠疫。腺鼠疫是从鼠传给人,这种鼠疫是人传人,鼠身上却根本没有;而且这种鼠疫是通过人的呼吸系统传播。因为这些特征,伍连德将其命名为肺鼠疫。它主要通过人与人传播,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且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面对新型瘟疫,伍连德认为控制疫情必须实行严格的隔离检疫,并根据疫情传播蔓延的方式、路线提出了9条建议。经过多方努力,当地政府和俄国方面负责人全面接受了伍连德的防疫方针,出动军队参加防疫,检查流动人群特别是加强铁路检疫,对可疑病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

1910年,获得政府批准的伍连德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始创了中国自主的防疫机构,并联络各海港同时实行检疫,从而成为这场人类与瘟疫之间惨烈战争事实上的指挥者。虽然有了根据地,但这场艰苦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由于瘟疫的来势过于凶猛,人民死亡无数,当时仅哈尔滨傅家甸坟场就露天停放了数千具尸体,无人过问。伍连德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明白这可能是极为危险的传染源。在征得地方士绅支持后,他上奏朝廷,请求集体火化尸体。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好在清政府当时的一把手、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也知道,在这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不能再循常理人伦办事,于是清政府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罕见的开明和办事效率,迅即照准。

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消灭疾病而进行的大规模集体火葬,焚尸三天,火化了数千具尸体。这一行动在后来也被公认为东三省鼠疫防疫的转折点,在国际上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

经过数月奋战,伍连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东北鼠疫在4月底得到了全面控制。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会议成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一个新的起点,对我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伍连德也就此闻名世界。

推动医学发展

不仅成功平息东北鼠疫,在民国成立后复杂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伍连德同样凭借非凡才干和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多杰出的成就。比如,他坚信中国社会进步离不开发展近代医学科学,1914年1月,向民国政府提交了《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意见书》,系统提出了改革医学教育的计划。

根据他的建议,内务部颁发了解剖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给予人体解剖以法律上的认可,对于医学发展意义巨大,可以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走向现代系统化过程中的一次大突破。

作为接受西方医学熏陶培养的科学家,伍连德同样重视中国传统医学。他与王吉民合作十余年,以英文编写《中国医史》。

通过着书的过程,伍连德深知要发展现代医学,必须处理中西医之矛盾,因而号召全国医务界破除门户之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医界“俨然有留学东西洋及毕业本国之分,精神散涣,各存珍域之心,意见参差,难望切磋之益。医业之不进步,此实为一重要原因”。

他呼吁医学界同仁加强团结,“聚同业于一堂,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以互助之精神,作公开之讨论,集思广益,辨难析疑,则医业有不日益发达者哉?”

正是在这样的心愿下,伍连德最早提议成立中华医学会。

不仅如此,伍连德在兴办医学院校和医院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就。

1916年,北洋政府批准了伍连德的建议,在北京筹建中央医院。可是当时的中国,战乱四起,很难凑出足够资本兴建大型医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伍连德亲自多方奔走筹款,甚至曾返回槟城募捐。最终,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两年后落成开诊,成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兴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伍连德担任首任院长。

1926年,伍连德和林家瑞在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的资助下,借助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属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现哈尔滨医科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

包括如今着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创办也离不开伍连德的努力。20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在中国资助大型长期项目。与此同时,伍连德也提出加速兴办现代医学科学院,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在双方合作协商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终于决定将钱投向中国西医学建设。

见到机会大好,伍连德建议政府邀请基金会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这次参观成就了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详细报告,并呈交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报告提出,第一个医学机构应设在北京,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院。

除了发展现代医学外,伍连德也反对西方干涉中国内政、毒害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是他一贯的主张。为此,他不仅和前辈林则徐一样禁烟销烟,还从西方人手中夺回了珍贵的海关检疫权。

“鼠疫斗士”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就算是伍连德这样的医学家也只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伍连德在东北20多年的心血毁在了日寇手里,他不得不到上海主持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继续从事国境卫生检疫工作,并又一次承担起了重要责任。

1932年,上海爆发大规模霍乱,所幸有伍连德坐镇,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他本人也再一次名扬天下。然而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打到了上海,淞沪沦陷,他的事业再次毁于敌手。在连天的抗日烽火中,饱经沧桑的伍连德举家离开上海,告别为之服务了30年的祖国,回归南洋老家槟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槟城也遭到了日军的践踏蹂躏,伍连德的人身自由受到日军的无理监控。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迎来了安谧的晚年时光。作为中国现代医学史上开山祖师级别的人物,伍连德为中国服务了30年,筚路蓝缕,对抗鼠疫、霍乱等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团结领导中国医界,推动近代医学科学的传播发展,无论外界风云变幻,始终洁身持正,无愧为近代中国医学发展之阶段性杰出代表,堪称“国士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