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袁世凯是民国历史上两个绕不过去的大人物。民国成立后，为促使清室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继任。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以元首之礼相待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并没有得到片刻的清闲，先后去了上海、武昌和广东等地，广会各界人物。孙中山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与党人联络感情，扩大自己在全国特别是南中国的影响，直到接到袁氏邀请四个多月后，才从上海北上。
孙中山原计划与黄兴联袂进京，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在北京突遭袁世凯杀害。北洋政府此举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慨，黄兴决定暂缓入京。18日午后，孙中山登上“安平号”轮船。到码头送行的中外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有人担心孙中山的安全，劝他不要轻易进京，袁世凯派来迎接的官员则要求孙中山劝黄兴同行，最后甚至跪地请求，孙中山笑着说：“有何大事，某一人不能了之，逼克强（黄兴字克强）与偕？且我亦主张克强不往。”说罢下令出发。下午四时二十分，安平轮在微风细雨中缓缓启程。
轮船到天津后，孙中山换乘火车进京。8月24日下午，孙中山一行抵达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袁世凯以元首之礼相待，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当晚袁世凯设宴欢迎孙中山一行，袁在致辞中对中山执礼甚恭：“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受其后，窃虑难堪其任。”
这是孙袁第一次会面，“欢若平生，恨相见晚”。
孙中山自8月24日进京至9月17日离开，在北京整整待了25天，期间与袁会面竟有13次之多，且多为二人密谈，有时孙中山的广东同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也在座，据国民党编撰的《国父年谱》记载：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
看来，孙中山对袁氏的野心已有所察觉，他们之间交流的融洽也仅仅限于表面，两人话虽投机，远非知心。
袁世凯几次三番邀请孙中山去北京会面，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其实袁世凯的目的非常明确，首先是试探孙中山。当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将原来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南京方面的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以责任内阁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是虚君，但作为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旧官僚，袁一心想扮演时代的主角。不仅一贯强势的袁世凯不屑做虚君，就连他的身边人也不同意。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教仁又将同盟会等几个政党改组为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同盟会本来就是参议院内第一大党，改组后更是占据了参议院大部分席位，孙中山会不会借议会选举卷土重来？这是袁世凯最担心的问题。据总统府参议官唐在礼回忆，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进京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摸清孙中山究竟有些什么打算”。经过20多天的接触，袁世凯对孙中山有了一个大体把握，孙离京之后，袁对身边人说：“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这个评价还算中肯。
袁世凯的第二个目的是笼络孙中山，进而为自己所利用。众所周知，当时并非北洋系的一统天下，孙中山在海内外有很高的威望，同盟会在参议院内占据绝对优势，并且黄兴领导的南京留守府还有不少部队，如果孙中山能够进京，会给袁世凯解决不少麻烦，一是表明袁氏当国众望所归，已经获得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全国上下一致支持；二是可以借孙的威望搞好与参议院的关系，为日后的选举做好铺垫。
孙中山的要求和承诺
袁世凯想试探和笼络孙中山，那么，孙中山又有什么目的和想法呢？
孙袁会的旗号是共商国是、同促民国。孙中山也在进京前表示，他北行的目的之一是“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孙中山所说的“国利民福之政策”就是办实业、修铁路。
除了修铁路，孙中山与袁世凯谈得最多的就是迁都了。当年孙中山让位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袁到南京就职，但袁世凯耍了个手腕蒙混过关，现在孙中山又旧话重提，在各种场合说起迁都之事，甚至连新都的地点都替袁世凯设计好了——南京、武昌或者开封。孙中山之所以屡提起此事，其目的无非是让袁离开北方老巢，将其置于南方革命党人势力范围，最后怕袁不肯离开北京，所以又将他的老家河南作为替补。
袁世凯答应了孙中山修铁路的要求，但对迁都一事一口回绝。袁派孙去修铁路，一是投其所好，二是给这位革命领袖一个肥缺，让他安顿下来，免得继续革命或者造反。
与孙中山不同，袁世凯的主要目标是抓住总统位子，据唐在礼回忆，孙袁会期间，袁世凯要孙中山“向全国公开表示永远不愿做大总统，专心为国家搞实业”，孙中山没有答应袁的这个要求，只是表示十年内不问政事，让袁世凯安心干满两届总统（《临时约法》规定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从孙中山“十年不问政事”的承诺可以看出，他还有东山再起的想法，事实上到北京十天后，孙就公开表示：“十年之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这为日后的孙袁交恶埋下了伏笔，几个月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身亡，“二次革命”随之爆发，孙中山重举反袁大旗，两人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