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首罢”:帝师翁同龢

一生无咎罪在康

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清咸丰六年(1856)一甲一名状元,清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预机务多年。

翁同龢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着作为光绪二十年(1894),当年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来京会试,张謇高中状元而康梁双双落榜。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类,在晚清学界争议颇大,为主流所不容,如张之洞斥责康说为伪学,而翁同龢更是将之称为“野狐禅”,并为之惊诧不已。

然而,在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开始得到一定的呼应,而其发起的公车上书、反对议和、组织强学会等,均得到翁同龢的背后支持。

事实上,在戊戌年时,康有为不过是个小小的工部主事,六品小京官,可谓人微言轻。而将康有为推到光绪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翁同龢。

当然,关于这段故事,翁同龢在日记中有意加以删削,但康有为这边的记载却清楚地证明翁同龢曾屈尊拜访,这才使本已决意出京的康有为继续留京,由此引发了变法大事。

据《新世说》中云:戊戌年时,光绪皇帝奋发自强,欲求人才。某日,其问师傅翁同龢:“卿自谓何如康长素?”翁答:“康之才胜臣百倍。”

由此,光绪皇帝决定召见康有为。但是,恭亲王奕欣认为这不合“祖制”(召见须四品官以上)而极力反对,最后才折中为总理衙门大臣集体召见康有为,然后将谈话内容上报。

大概看到主流派官员对康有为的反对态度,或者因为这次接见加强了对康有为的恶感,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而在这一时期,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却越来越重视,后者呈递了第六次上皇帝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还送了两本变法参考书:《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

三月上旬,光绪将这两本书转给慈禧太后“慈览”,以争取老太后的支持。同时,光绪又令翁同龢再让康有为进书。然而,翁同龢这次却拒绝了光绪的指示。

次日,光绪不依不饶,仍问翁老师要康有为的书。翁夫子的犟脾气上来,说这事让总理衙门办。光绪便让翁师傅转告张荫桓,让张来转呈。而翁夫子仍旧抵制,说张荫桓天天进见,您可以自己跟他说,但光绪坚持要翁同龢转呈,翁无奈只好答应。

翁同龢为何会对康有为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或许,除了学术上不同,政见上和个人观感上,翁同龢都认识到康有为这个人有问题罢?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翁同龢与教了二十多年的弟子光绪帝顶牛的结果——是自己出局了。

帝师被罢为哪般

说起翁同龢人生的转折点,还得从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那天说起。

像往常一样,翁同龢和其他军机大臣早早地来到颐和园朝房外等候召见。没多久,中官太监即传诸大臣入见,但正当翁同龢也要起身时,奉旨太监却又交代了一句:“翁大人留步!”

此言即出,其他大臣不免面面相觑,翁同龢更是备感诧异,但也只能看着其他大臣鱼贯而入,自己仍等候在原地。

果然,在被召见的大臣退出后,御前太监向翁同龢宣读了一份上谕:

据四月二十七日内阁奉朱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至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遂加严遣。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上谕读罢,翁同龢有如五雷轰顶,陷于茫然失措之中。而在当天,朝廷还宣布两项人事调整:

一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迅速来京陛见,原福州将军裕禄即行来京。

二是协办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可以看出,这两项人事调整与翁同龢开缺回籍相辅相成,其担任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均被开缺,由王文韶等人分别接任。

从清光绪二年(1876)开蒙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毓庆宫书房裁撤,翁同龢做光绪的师傅一做就是二十二年之久。期间,除请病假和回乡修墓外,翁同龢几乎没有离开过光绪,两人感情很深,说是情同父子,亦不为过。

然而,宣布变法仅四天,翁同龢即被驱逐回籍,这又是为何呢?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认为翁同龢的被罢黜,很可能是光绪皇帝本人的意思。

也有人说,光绪皇帝罢黜翁同龢是因为后者多次触怒皇帝,而且翁同龢还反对光绪的变法。

此外,在甲午后举借外债问题上,翁同龢应对无策,办理昭信股票又弊端重重;再如1897年“胶州湾事件”中,翁同龢时而软弱、时而强硬,引起慈禧太后及相关大臣们的不满。由此,翁同龢成为众矢之的,并引起朝内外一些官员的上书弹劾。

事实上,翁同龢此时对自己的定位也十分尴尬:在康梁激进派眼里,他太保守(其被罢黜后,康有为及其他维新党均未做任何表示);而在保守派眼里,他又与激进派走得太近,有引狼入室的嫌疑。

帝师回乡后,伤心到盖棺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1898年7月1日),翁同龢离开京城。这一次,他坐的是火车,而且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到老家常熟后,地方官自然对这位两朝帝师极为尊敬,地方上的各种事务也都要一一请教,俨然一衣锦还乡的官宦大佬。

然而,这一切在当年十月廿一日后戛然而止。这一天,光绪掷下上谕,曰:“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十倍,意在举国以听。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怫然不悦,恫吓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着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

翁同龢原本只是开缺,并非处罚,但这次升级为革职,而且永不叙用,这就是将甲午主战和百日维新的新旧账一起算了。最末,还得“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当然,和最后一句相比,革职、管束之类都不算什么,“居心险诈”这四个字恐怕才是最令翁同龢痛心的吧!

此时的翁同龢,其心情该用“心如死灰”来形容吧?

之后,翁同龢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闭居乡里的这段日子,翁同龢在日记中反复写下两个字“闷坐”,北望朝阙,终无一语,其内心之苦闷,可想而知。

1904年7月4日,翁同龢在抑郁苦闷中去世,年75岁。翁同龢生前,有刻薄的人讽其“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这话当然说得有些过分。

事实上,翁同龢乃一“太平宰相”,其有安分守礼之才而乏应急济变之能,而究其原因,恐怕也是他一生科举、仕途太过顺利,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而不知人情世故、民间疾苦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