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家袁枚在担任溧水、江宁、江浦、沭阳等地县令的七年时间里，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一张黑榜治奸民
袁枚为县令期间相当勤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而易宗夔于《新世说》里则对他的折狱之才详加叙述，“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也就是说袁枚每到一地，都在明察暗访之后建立了一张“黑榜”，把不良分子的名字公示，三年没有劣迹才从榜上撤下，这种做法既对黑恶势力是震慑，也是劝勉，给其改恶从善的机会。
当时有一块乡间土地，因为没有地契，所属不明，导致附近两家人聚讼多年，争执不休。袁枚见他们打官司的状纸前前后后堆起来有山高，就笑着说：“讼久则破家，吾当为若了之。”于是把所有案牍都作废，重新测量土地，发给地契，使他们各自耕种，一起积案就此告终。
据《碑传集》记载，乾隆十三年，江南发生灾荒，铜井村将一批粮米运到吴门的时候，“有率劫之者”。这样的抢劫搁在其他官员的手里就是“杀头”二字了事，但袁枚以为，灾荒之年，遇到犯罪应该慎刑，于是详加调查，才明白是当地百姓害怕灾荒进一步加重，才将这些粮米截留，以做救急之用。袁枚“谕以情法，追米还之”。
不过相比处理上述问题，袁枚有个特殊的才能，就是特别擅长处理家务纠纷。
早产宝宝是贵人
《蕉轩随录》记载，袁枚任江宁县令时，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大风，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韩姓者，年十八，被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民们问明她的姓氏，次日送其还家。韩姓女子本与江宁县东城李秀才的儿子订婚，李秀才“疑风无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想必是儿媳妇与铜井村中某人有奸情，找个借口跟奸夫约会去了，便到县衙告状，要求退婚。
袁枚说：“古代还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拿出元代着名学者郝经所着《陵川集》示之，书上果然记载着有个吴地女子被风吹了六千里来到一户梁姓人家。袁枚说：“郝文忠（郝经谥号‘文忠）一代忠臣，岂肯诳语？只是当年那个吴门之女旺夫，嫁给梁家后，梁家大富大贵，恐怕你的儿子没这个福气喽！”李秀才赶紧撤销了诉讼，“两家婚配如初”。
李调元着《淡墨录》中亦记载一事：袁枚任沐阳县令时，有个女人出嫁五个月就生下一个儿子，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早产，但古人却以为那女人必定是婚前就与人有奸，“先孕后嫁”。丈夫忍受不了乡晕乡间的嘲笑讥讽，一纸状子告到县衙。
第二天公审时，“观者如堵”，袁枚“盛服而出”，向原告祝贺，那人“色愧俯伏座下”，以为县令是在嘲讽自己，但袁枚却说：“你实在愚昧，可谓得福而不自知也！”“自占生育之事，有速有迟，皆属正常，在史书上有很多记载，过了产期才降生的’感气之厚生而主寿，早于产期而降生的‘感气之清生而主贵。前者比如尧和舜，后者比如本知县，也是母亲怀孕五月即生下，虽然才疏学浅，却也入选词垣，出司民牧，为一县之宰，不信，问问我的母亲即知。”
言罢，让那女子抱着孩子进入县衙后堂，片刻，“儿系铃悬锁，花红绣葆而出”。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之时，妇人跪地哭泣道：“蒙太夫人优赏，已经认了我儿做孙子。”袁枚一听，立刻严肃地对原告说：“这么说，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义子了，我会好好教导他，让他将来的功名一定在我之上。”堂下人们齐声欢呼，“于是两家之羞尽释”。
当然，袁枚这种温和的办案方式只是应对“家务”，如果遇到人命官司也是毫不留情。从这点看，随园主人绝不是只会写词话和品美食，断起案来照样能头头是道。
清人许仲元的《三异笔记》中记载了一位“王二先生”的故事。这位王先生是绍兴人，善于写奏折公文，不管是刑事还是财政方面的事都非常内行。他在云南的时间很久，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成为当地的首席幕僚。他的家就在省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亭榭戏台，奇花异草，样样齐备。总督、巡抚有事还可以批条子召见他，但道台、知府以下的官员就只能登门求见了。
云南的布政使是浙江德清人许祖京，按察使是湖北江夏人贺长庚，都是他的儿女亲家。省会所在的云南府知府是杭州人庄肇奎，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平时他的左边一个皮包里放刑事方面的文书，右面一个皮包中放财政方面的文书，签订意见后就让仆人报到布政司和按察司衙门去，两位长官一般不会再有任何改动。
各府、厅、州、县的官员到总督、巡抚衙门参见以后，中午必定要聚集到他家中，有的拜见上司和要人，有的会见朋友，审理案子的也跑到他家，消遣娱乐的更离不开他家。他家里常常是一个厅上在审讯，鞭打声和吆喝声一片喧哗；另一个厅上却是笙歌悦耳，舞姿婀娜；彼此互不干扰，各行其是。
王先生每天晚上都要设宴请客，用具也与众不同，有专门设计的大方凳、宽茶几，每人用一套。送上菜单后可以各人自点，每人有一把酒壶、一个菜盘，各吃各的，专品一种还是每样都尝悉听尊便。
王先生是位绍兴师爷，虽然是省里的首席幕僚，却是毫无官职的，当然属于吏，而不是官。但他的权势却远在省里绝大多数官员之上，除了总督、巡抚这两位最高首长，谁也不能不听他的。他的家俨然就是处理省内日常事务的衙门，也是实际上的行政中心。他的生活在省里也肯定是第一流，并且十分新潮，推出当时绝无仅有的高级自助宴会。不用说一般中下级官员，就是省中大员也未必能有如此排场。
王先生这样的例子或许只是个别的，但吏的权力之大，并且往往在实际上操纵着官，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朱克敬的《瞑庵杂识》里面记载了清朝末年一个吏所说的话，其坦率和自信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