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年，在英法战争中带领民兵为英国效力的时候，华盛顿在给丁维迪州长的信里曾这样写道：为了免除人民的痛苦，“即使把我作为牺牲品去满足杀人成性的敌人，我也心甘情愿”。然而，同样是这个悲天悯人的军人，印第安人在他眼里却只是一群野蛮的动物。那时候人的普遍意义没有建立起来，华盛顿的道德圈所能惠及者，还仅限于北美洲的白人。
历史是时间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整体性的道德观念在提升，这得益于物质的增长、知识的普及、能力的提高以及人际交往的增加。在此背景下，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至少在表面上已渐渐为主流群体所接受。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就此进入大同。且不说20世纪极端主义思潮所带来的分崩离析，就算是今天，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文明的时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走在各自的历史进程当中。当太阳照耀一个文明的时候，另一个文明可能还处于黑暗之中。所以论及时局，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反差：一边是“ISIS”杀人如麻，一边是欧洲国家主动接收大量叙利亚难民。然而，如果以此断定各地人性之优劣则又未免过于草率。正如法国电影《狼族时代》所揭示的那样，人性随时接受着来自环境的考验。
以上是横向对比。如果加一个历史的纵轴，我们会发现今日出现在某些后进国家中的愚昧与残酷在其他先进国家的历史上同样存在过。只是后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率先跨过了那个腥风血雨的阶段。“ISIS”的暴行与今日世界显得格格不入，闻者无不摇头，然而放在几十年前似乎也是寻常事。那时候的人类被仇恨主宰，而现在的世界开始强调爱与宽容了。
“文明的时差”同样表现为不同文明间的力量对比。回想当年欧洲人进入美洲大陆，彼时相遇的是两个文明：一个手持长枪，头顶上帝的光环；另一个肩背弓箭与黑曜石砍刀。倘使这两个世界永远没有接触，大家自会相安无事。不幸的是，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似乎只为印证刘慈欣写在《三体》里的“黑暗森林法则”：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一旦被发现，能生存下来的是只有一方，或者都不能生存。
托克维尔在美国接触了一些印第安人，并对他们的遭遇满怀同情。托克维尔甚至批评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是“世界上最贪婪的民族”。对于这段血腥历史，托克维尔的概括是——起初印第安人把自己想象得比欧洲人高贵，害怕被他们同化，但当他们准备接受时已经来不及了。在欧洲人面前，他们慢慢成了少数，不得不接受多数人的暴政。
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文明的时差”也容易成为一种口实。比如，当发达国家站在人权的道德制高点上批评后进国家时，后进国家会反过来批评发达国家当年如何在道德洼地上胡作非为。当然这不是一个好的借口，因为每一代都要为每一代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向善是人类永久的责任。
其二，文明的演进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不必然随着时间的线性推移而朝着开阔的地方走。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也不过是两三百年前的事情。该命题虽然从理论上提升了人的地位和价值，然而谁能料想一个世纪以后人类竟会滑向史无前例的黑暗！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断定人类已经彻底走出了黑暗的历史进程。即使是那些暂时“寻得光明”的国家，也未必不被源于自身和其他文明的黑暗所吞没。
（摘自东方出版社《寻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