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当中学教师，绝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犹如我绝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一样。书中称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就学生方面说，重要在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说成“读书”，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功夫。因此，说了“教书”，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好像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
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了；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这里我不敢用一个“教”字。因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完整的本领，双手授予学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我就凭年纪长一点、经验多一点的份儿，指示给他们一些方法，提供给他们一些实例，以免他们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许多冤枉道路才达到目的——不过如此而已。
所以，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绝不说“教书”。
我不想把“忠”“孝”“仁”“爱”等抽象道德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我认为这样的办法毫无用处。忠于国、忠于家、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人，他只是顺着习惯之自然，存于内心，发于外面，无不恰如分寸。
为要使学生的存心和表现切合着某种德目，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毫不勉强，我的办法是：在一件件的事情上，使学生养成好习惯。譬如，当升旗降旗的时候，我自己凝心一志地唱国歌，对国旗行礼，同样使学生也要凝心一志地唱国歌，对国旗行礼；当学校里需要人力的时候，譬如举行大扫除或筹备什么会之类，我自己奋力地参加，同时使学生也要奋力地参加。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养成学生的好习惯，综合起来，他们便实做了“忠”字。
我认为自己是与学生同样的人，我所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我自己一定实践；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譬如，我希望学生整洁、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服装、办事室、寝室弄得十分整洁，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诚，我每说一句话，一定算一句话，我对学生同事，一定掬诚相示，毫不掩饰；我劝戒学生不要抽烟卷，我一定不抽烟卷，绝不说“你们抽不得，到了我的年纪才不妨抽”的话；我劝戒学生不要破坏秩序，我一定不破坏秩序。
为什么要如此？无非实做两句老话，叫做“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必须“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出愿望来，吐露出话语来，才有真气，才有力量，人家也易于受感动。如果不能“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和吐露的时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里还有真气？哪里还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报答你一个会心的微笑罢了，哪里会受你的感动？无论学校里行不行导师制，无论我当不当导师，我都准备如此；因为我的名义是教师，凡负着教师的名义的人，都有帮助学生的责任。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想，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匙。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教育”的“轴”上，才能成为推进国家民族前进的整个轮子。这个观念虽近抽象，可是很关重要。有了这个观念，我才不会自顾自地教自己的功课，而不与别的教师取得联络；有了这个观念，我才不会贪图省事，把功课教得太松太浅，或者过分要好，把功课教得太紧太深。
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我要教他们试读、试讲、试做探讨、试做实习，做许多的工作，比仅仅听讲多得多；我要教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我绝不滔滔汩汩地一口气讲给他们听。他们尝试过了，我才讲。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地讲书，我只是给他们纠正！给他们补充，替他们分析或综合。
无论当小学、中学或大学的教师，我要时时记着，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国家事业建设的人。国家事业建设有大有小，但样样都是必需的；在必需这个条件上，大事业小事业彼此平等。而要取得成功，必须使参加建设各种事业的人个个够格。因此，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我要逐个逐个地审量一下：甲够格吗？乙够格吗？丙够格吗？……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我对于国家事业建设也贡献了我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