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作家，路遥最崇拜的人却是“受苦人”——那些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甚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庄稼汉。这不仅仅和他出身农家有关，更重要的是和他的劳动精神有关。虽然有过许多波折，换过几份职业，但路遥在本质上是一个勤恳踏实的“受苦人”。他的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概括。
和人们想象的不同，他不是一个只能看书写文章的文人，而是一个目标坚定、作风务实、方法科学的优秀劳动者。以劳动为荣是他的价值观的核心，以享受劳动成果为乐是他人生观的核心，尊重劳动、蔑视懒惰是他判断人的标准。他评价人有两句话：对认真劳动的人赞以“好‘受苦人”，对“只说不干”或“说得多，干得少”的人冠以“二流子”；对这两者之间的人，他很少评价，只是默默地看。
踏实劳动不仅是他做事的习惯，也是他精神上的基础；不但以此为必要，而且还以此为快乐。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不惜将此推向了极端，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强硬态度对待自己。这一点最集中地表现在《平凡的世界》的准备和写作中。
为了准备和完成这部小说，他过了七年苦行僧般的生活，经历的磨难胜过当时最贫困的农民。那时，他每天睡四五个小时觉，一睁眼就沉浸在这件事中；他把自己关在一个远离尘嚣、远离繁华、远离现代物质生活的地方，在茫茫的思绪中独自摸索；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他翻阅了小说涉及的十几年间中央和有关地方的主要报纸，访问和考察了几乎所有人物原型。农民可能为一季庄稼认真，为一孔窑洞认真；但春忙之后有冬闲，把“东山的日头背到西山”后有“老婆娃娃热炕头”，有“紧一年，松一年，歇歇缓缓再一年”的张弛。然而，路遥没有，只有一鼓作气，奋勇向前。
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期间，只要他在西安，我每次见他都在同一个地方：空荡荡一个小屋，孤零零一套桌椅，满屋子烟雾弥漫，脚底下烟头成堆，像一个关押犯人的单间。每次见到他都是同一副神态：乱蓬蓬的短发，红巴巴的眼睛，先是迷惘后是惊喜的神情，半是抒发半是呻吟的叹息。每次说的都是同一个话题：孙少安的无奈，孙少平的沉重，孙玉厚的迷茫，孙玉亭的“成精”和石圪节的集市、双水村的强人。劳动，劳动，总是劳动。
他对优秀的劳动者充满了尊敬和理解。有一次，我们在延川的一个山头散步，他突然对坡洼上的一块洋芋地产生了兴趣。远远地看了一会儿，又走近了看；全局地看了一会儿，又认真地量开了这洋芋的行距和株距。当我对此表示惊异时，他说：“你细看人家这片洋芋，中间不知有多少学问。不但肥料上得足，锄得及时、干净，光这布局就像一件艺术品：横看成行，竖看成纵，斜看还是一条线。说明地的主人在耕种时，不仅仅想的是收获，而把这种劳动作为一种享受。以劳动为享受的人最快乐，也最可爱。”接着他给我讲了自己认识的几个好“受苦人”，说他们做什么像什么，盖个鸡窝也比别人的精致，说完了无限感叹。
对真正的好“受苦人”，他还会撵上门去看。我的二叔爱劳动，会过光景，是一个典型的勤快农民。我和路遥闲聊时，常常说起他的事。路遥对此很感兴趣，几次要我领他去看看这个人，我都没有答应。有一次，我们一块聊了一会儿，他突然提议说：“咱们出去骑会儿自行车。”我答应了，两人就出发。他在前面骑，我在后边跟，一路朝我们村的方向骑去。我问他要去哪里。他不回答，只是猫了腰猛蹬。直到抵达我们村所在的那条沟和公路交接的地方，才停下来对我说：“我想去看看你二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好领他去了。可惜的是，他们没拉几句话——我二叔一听来人是路遥，马上紧张起来，先是去菜园里摘最好的菜，后是满院子抓鸡去杀，最后又跑到邻村借了半瓶白酒，拼尽全力招待。好不容易到了吃饭时，路遥问他一句，他就回答十句，且都和问话无关，一个劲儿地说我对路遥的敬重，说社会上人对路遥的好评。事后我给路遥道歉，说：“对不起，这事没办好。”路遥听了大笑，说：“这事办得最好。你二叔比你说的还优秀。不但是个好’受苦人，还是个优秀的乡村外交家，说的每一句话都直奔主题。”我问：“什么主题？”他说：“主题就是想让我帮助你啊！”说完笑得腰也直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