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家的姐姐结婚，正好是个周六，妈妈提前一个月就叮嘱爸爸，说无论有多忙，一定要参加这个婚礼。爸爸是一名普通警察，每天都很忙，除了回家睡觉外，其他时间都在单位，妈妈总说他比局长还忙，忙得忘了自己姓周。
姐姐婚礼的那天上午，爸爸说单位有点儿事情，去处理一下就回来。不想快到中午了，还不见他的影子。妈妈急了，跟我说：“你看你爸，什么人哪，他要是今天不回来，我真跟他急！”
妈妈话音刚落，爸爸推门进屋，瞅见妈妈脸色不好，他有些心虚，忙三下五除二脱掉警服，换上一身休闲装，然后跟我们说：“你们还愣着干啥？都几点了？快走呀！”
妈妈一脸茫然，瞅着我说：“听听，倒成了咱俩的错了。”
现在的婚礼，都由婚庆公司策划安排，流程大同小异。婚礼过程中，有一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就是爸爸牵着女儿的手，从T型台上走到新郎面前，把女儿的手交给新郎，并深情地说：“从今天开始，我把女儿交给你，希望你能像我一样疼她、爱她。”
姨父上台之前，大家反复叮嘱他，让他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千万不能哭，否则很可能让新娘情绪失控，婚礼就进行不下去了。还好，姨父挺坚强，他说完这句台词，尽管眼圈红了，但脸上还挂着微笑。然而，坐在我身边的爸爸，竟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而且哭得肆无忌惮，全然不顾周围人的目光。
我使劲儿捅了捅爸爸，压低声音故作惊讶地问：“老爸，你真的是警察吗？怎么今天像个女人一样呀！”
他用纸巾使劲儿摁在眼睛上，吸干泪水，很认真地对我说：“千真万确，我是光荣的人民警察。”
婚宴结束后，原以为爸爸会匆忙开车回家，却没想到他把我们拉到了一家咖啡馆门前，说要请我和妈妈喝咖啡。妈妈吃惊地看着他，问道：“你今天咋啦？不太正常呀。”
爸爸说：“闺女问我是警察吗，我今天得好好地跟她讲讲她爸的光荣历史。”
说着，他牵着我的手进了咖啡馆，寻了半天，终于觅得一个安静角落，我们一家三口坐下准备开聊。在我的记忆中，爸爸从来没有讲过他在单位的事情，我还真想听听他的“光荣历史”。
爸爸是1992年入警的，最初被分配去未成年犯罪管教所。少年犯在改造期间不能和探访家属有面对面的接触，但表现优异的人，可以争取到“亲情团聚餐”，就是跟父母一起在监管所食堂吃顿团圆饭。
爸爸当时由于工作细心踏实，被提升为副中队长，分管食堂工作。夜巡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少年，晚间熄灯后总会久久站立在窗前。月光洒在地上，少年的影子显得格外瘦削单薄。爸爸觉得这个少年有些异常，专门查阅了他的档案，得知他生长在单亲家庭，由妈妈抚养长大，因为长期受到校园暴力，打架时情绪激动，致使对方肋骨骨折、脾肺受损，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爸爸了解情况后，就对少年格外关注。爸爸发现少年最近午饭吃得很少，神情忧郁。爸爸把少年叫到办公室，很亲切地跟他拉家常，问他最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胃口不好？少年沉默半晌，终于警惕地说道：“没什么不好。”
说完，少年情不自禁地叹息一声。就是这声叹息，让爸爸的心揪了一下。少年不想说，爸爸也不再追问了。
日子渐渐转冷，供暖的日期还没到。这天，爸爸再次把少年叫到办公室，一句话也没有，只是拿出一本书递给少年，书名叫《一碗阳春面》，这是日本作家栗良平的作品。然后，爸爸拿出一条围巾，在少年的脖子上松松垮垮地绕了两圈。尽管当时少年没说一句话，但他眼中闪烁着泪花。
妈妈听到这里，忍不住尖叫起来。那条围巾其实是妈妈专门织给爸爸的，当年，妈妈发现围巾不见了，还质问过爸爸把围巾丢哪儿了，他装糊涂把妈妈敷衍过去了，今天妈妈才知道他把围巾送人了。
我瞅了妈妈一眼说：“别打岔。老爸，后来呢？”
爸爸说，从那以后，少年的性格开朗了许多，终于因为表现优异，赢得“亲情团聚餐”的机会。
“亲情团聚餐”是爸爸亲自安排的。那天晚上，少年很激动，紧紧拉着他妈妈的手，满眼泪水地看着我爸，轻声却坚定地说：“谢谢周管教，我会越来越好的。”
2003年“非典”期间，监区一房舍中发现有疑似“非典”的犯人，大家很恐惧，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愿意送犯人去医院。沉默许久，我爸爸站起身说：“我去。”
爸爸没有豪言壮语，他拿上车钥匙，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子，开始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一切准备就绪，爸爸向门卫做了一个手势，监区的大门缓缓开启，他踩下油门，拉着疑似“非典”的犯人出发了，从五环一直到三环，四十多分钟的路程，爸爸觉得特别漫长。
妈妈听到这里，又嚷起来说：“这些事情，你为什么都瞒着我？”
爸爸嘿嘿一笑：“我瞒着你的事情多着哩，都让你知道了，你肯定得一天到晚担惊受怕。”
妈妈追问：“那你今天怎么说了？”
爸爸扭头看着我，他的目光很深沉，说：“闺女十八岁了，从小到大，我几乎没照顾过她，挺内疚的。我当了二十多年警察，尽管没有传奇的故事，但自认为是一个好警察。当警察，就要面对危险，危急时刻就要挺身而出，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平平安安地等到闺女结婚的那一天，我牵着她的手，把她交给另一个男人，那时我这心里就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