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轻人也许根本不信，上世纪70年代的苏北农村，自行车完全属于奢侈的东西。在我老家，直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庄上的守华表叔、比我大两岁的表哥等几家才有了“二八大杠”自行车。
表哥打着响铃疾驰而过，我仿佛听到了车子拉起的风声。一次，他远远望见我，玩起了大撒把，摔个四脚朝天。我跑过去边帮他扶车边问：“疼吗？”他揉着屁股，好不容易站起身，狠吸两口气，歪着嘴说：“不疼！”怕我不信，又故作轻松地吹起了口哨。
望着表哥的自行车，我满是羡慕。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钱攒够了，也买。”那时，我刚读小学二年级。接下来的几年，我在父亲的允诺里等得惴惴不安。
1980年的那个清晨，母亲从箱子底下拿出一沓钱，先一张张抚平，再按面额大小分开，蘸着水细心数了几遍。她很开心地对父亲说：“够了。”父亲不放心，又数了两遍，才将钱装进贴身口袋，扣上两道纽扣，使劲按了按，让口袋尽量不鼓囊。
父亲摸摸我的头，微笑着：“晚上，你就有车骑了。”坐在教室里，我满脑子自行车，簇新，锃亮，气派。
放学后，我一路狂奔跑回家。院子里，人们正在围观，我一瞅，大失所望——车辐条锈迹斑斑，右边脚踏坏了，用方方正正的小木块取而代之，车座上的洞有鸡蛋般大小。
“我等会请守华哥给链条上点油，再装个铃铛。”父亲说。守华表叔有车后，通过自我摸索学会了修车。他专门买了扳手、钳子、螺丝刀、辐条链条、螺丝螺母等一些工具和零配件，庄子人家车坏了，都会请他修理。
母亲不愿意：“这车推着叮当响，装铃铛不是瞎浪费钱吗？”
围观的人们发出笑声。我听着很刺耳，鼻子一酸，忙低下头拎着书包躲屋里去了。可我根本安不下心来，人们这个说要推推看看，那个说要骑上试试，父亲豪爽地一一应允。
我心里咯噔一下：“车不会被弄坏吧？”
我焦灼不安，泪水终于不听话地流了下来。忽然，表哥进了屋，拉起我就走，说：“骑车去。”
“我还不会呢！”我嗫嚅着。
“我教你。”
表哥鼓着腮帮，使出浑身解数，紧紧抓着车后座，见我脚根本够不到脚踏，他大声提醒我：“把左脚先放在左脚踏上。”然后，他用力推车，当车子快起来时，又让我将右脚抬起，从车大杠下插过去，放在右脚踏上，他说这叫“别大杠”。眼看车子摇摇晃晃，像要倒下去，我吓得大叫，他倒处变不惊，大声叫我两脚交替着用力蹬车。
骑车的乐趣，很快就将我刚才的不快一扫而光。第二天，父亲将车链条上了油，装了铃铛，又用水将车子小心擦拭后晾干，再用一道道塑料彩带将车大杠、车把、后座缠上。一番修饰后，车焕然一新。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放学回家，我就和表哥，还有庄上有车的小伙伴们，推着车，一字排开，喊叫着，欢笑着，骑行在乡间小道上，听耳边轻风呼呼吹过，幸福极了。
父亲性情好，庄上邻居常常来我家借车。那年麦收过后，小爷将车借去，去邻县宿迁卖红薯秧，途中适逢大雨，车子泥迹斑斑，还断了一根辐条。母亲心有不快，父亲却说：“断了一根条也不打紧，我让守华哥装一根就是了。”母亲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车子刚修好，堂哥又来借用，说去邻村喝喜酒。没想到，那天邻村姑娘见他英俊，骑在车上潇洒倜傥，从心底里喜欢上他了，悄悄告诉了她妈。她妈一瞅，觉得堂哥一表人才，现场就托了喜婆婆做了红娘，介绍两人相识。堂哥一激动，酒喝高了，骑车回家横冲直闯，过桥时竟撞上了桥面护栏，车大杠撞弯了不说，车轮也差点扭成麻花。他只好趑趄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车扛了回来。清醒后，堂哥很愧疚，父亲安慰他：“你自己没摔坏就好。车子你就别问了，我推去请你守华表叔修修就行。”这一回，母亲倒很大度：“喝了回酒，相上了亲，车子坏了也值！”
我家的自行车还救过两条人命呢。一点不假，它那次当起了临时救护车，载着我产期突然提前的表嫂，及时抵达公社医院（现在叫乡镇医院），表嫂那次生了个大胖小子。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不然母子两人的命就悬乎了。年老的姑妈千恩万谢，嘴里念叨了好多天，说是我家的自行车行了大善。上次回老家，她老人家见了我，还特别提到了我家的那辆叫不出牌子、叮当作响的自行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考上了乡里的初中，父亲买了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对我的奖励。直到那时，那辆旧自行车才真正退了休，父亲将它珍宝般放在一间小屋里。如今，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电动自行车都换了好几茬，家人也开上了小轿车。然而，它们都没有像1980年那辆叮当作响的旧自行车那样，带给我那种心动、快乐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