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一种隐士文化,它由文人内心一种隐逸情结所造就。说到“归隐”这个词,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陶渊明,千百年来,陶诗让多少文人心生归隐之情,他们悠闲处世,淡泊存身,充满了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
何为隐?好像有各种解释,南朝刘宋·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隐逸者“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他把隐士归纳为六种类型。学者冷成金在《隐士与解脱》一书中,则将隐士分为七种:孔子之隐、庄子之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和壶天之隐。文史学家陈传席先生又有新分法:真隐、全隐;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官忽隐;隐于朝;假隐;名隐实官;以隐求高官;不得已而隐;先真隐,有机会就出山,没机会继续真隐。以上种种归纳,不知是否将隐士的状态说尽。我觉得也不尽然。
先来说说前面提到的陶渊明,那篇《桃花源记》给了我们最原始的定位,沿两岸数百步的桃花林走下去,很快就能看到一座山。山上有小口,武陵渔人好奇钻进去,走过狭长黑暗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大片灿灿平原,或者还有青青的嫩苗,这些青色闹了起来。这个故事后世解读许多,大致是对世外的向往和对桃源的追求。的确,东晋末年,混乱与动荡交织,无数陶渊明式的风骨隐士为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惜“藏声于江海之上”、独处于深山密林之中,寄情于青山绿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读之写之,思之想之,或着书立说以醒世,或积蓄东山再起之力道。
《桃花源记》告诉我们,他不是天然喜欢恬淡安逸,而是心中有大不平,想寄托自己一生未达成的理想和希望。思想固然很深,这篇文章即使不读那么深,单看景色也很好。叶嘉莹也说,在中国所有的作家之中,如果以真淳而论,自当推陶渊明为第一。元好问也赞美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那个内忧外患并存的年代里,他每次步入仕途,总感到与官场格格不入。那些明争暗斗的政客使他那颗用世之心寒透了,他深感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都说人生可由两条途径来实现自身价值,一种是向外的追求,不仅自己要飞起来,还要教会别人也飞起来;另一种是向内的追求,自知无力带动别人飞起来,只要保持自己的飞行高度。陶渊明正是向外追求而不得,经过“夜夜声转悲”的长时间踟蹰,才转而“依依”“思清远”的。他对“清远”的向往和内向的追求,其实是软弱的,正如人一样,看似坚强,却力量有限。世间知己少,陶渊明只好到古代圣贤中去寻找理解和慰藉:“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果然,他在伯夷、庄周身上获得了力量的源泉,发现了生命的去处,一个精神上的止泊。于是他“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经过几次向外的努力,确感自己无力兼善天下,与其“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不如“量力守故辙”“庶以善自名”。所以当他选中了这棵“孤生松”后,便“敛翮遥来归”。《论语》上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松比喻的是那种任凭霜打雪压而依然本色常青的坚贞品格;是那种真淳质朴、无欺无诈的躬耕生活。这样的求生方式,与陶渊明天性禀赋完全吻合,因此,他毅然收敛起那份兼善天下而不得的情怀,一头扑进了躬耕的生活中。
还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境地,如江河洋洋归于大海,海上升明月,静而阔,浩渺一片。又或者缘溪而行,上到深山白云间,山色空蒙中,人生往往在乐山与乐水之间徘徊,或者乐山或者乐水。茫茫宇宙中,人类常常盲目地追求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们之中也许有人永远找不到精神上的立脚点,一生奔波,只为了“倾身营一饱”,可就算你劳碌一生,有了锦衣玉食,难道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实现了吗?陶渊明在其所选择的“躬耕”生活中感受和领悟到了人生的境界,才会与山水相伴,才会如此恬淡、静穆,如何怡然自得、陶然自乐!
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古代交通不发达,把一根大木头中间挖空,就成了“桴”了。当时,江南一带是有木筏、竹筏的,在北方多半用桴。孔子感叹说,万一自己在中国无法传道,无所作为,那只好做一个独木舟,到海外野蛮的地方归隐,默默无闻以终此生。由此判断,中国文人的归隐之志,从孔子时代就已形成。在孔子的原始儒学里,早就为士君子二元结构的精神世界留有充分空间,明显包含有“避世”的一面。孔子强调经世济民的“入世”,但这是有条件的,叫作“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着名的隐逸者呢?没有人做过统计,即使有心人,也很难统计完整。吴瑛、尹淳、陈瑾,还有王维、柳宗元、李泌、范仲淹……这一庞大的隐逸群体,以自己的德行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闻名于乡里,做出无愧于时代、彪炳于史册的文化贡献。隐士们或“真隐”或“被隐”,他们都得到了孔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的真传。
今天,我们再来探究隐士之道,想学到他们的人性底蕴、个性定力和精神操守是不易的,唯有透过隐士高人们的人生轨迹,在独处中,怀“渔父情结”,在短暂时日里平心养性,赋诗抒怀,把迷失的自己赶紧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