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弱项和无能为力之事，往往是共产党的强项和擅长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全民族抗战期间，在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员活动其中。面对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追查，宋美龄说：“什么这个是共产党，那个是共产党，不容易做得好的工作，能够做得这样好，即使是真的共产党，我也愿意将工作交给他们做。”这颇能体现国共两党人员“工作”的差异。国民党搭建的平台总是为共产党提供用武之地，甚可玩味！
在其所拟的策问中，蒋介石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说明共产党优胜之处的问题：“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似乎历史的天平正在发生倾斜。蒋介石深感不能“争”，却偏要一“争”高低；自比不如，却仍要“比”出胜负，就只能“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面”了。近代以来，“武力”确实决定着一种政治力量的命运，但同时也决定着一种政治力量作为的限度。
“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本党诚愧不逮”
在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就似乎已是千疮百孔。然而，并未由此引发大刀阔斧的整治，令人感到国民党越来越不如共产党。1945年7月，当蒋介石得知中共七大的一些情况之后，在日记中写道：“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下午审阅中共七大会议内容及研究结果，颇有益也。”此时，国民党六大刚刚开过，没见蒋介石予以肯定，却对中共七大称赞有加。特别是对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与群众联系的规定颇为注意，认为“殊有价值”，并自感“不逮”，顿生“急起直追”之念。
实际上，早在中共五大党章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其任务有：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等。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作用”，定为“党员间或党员与本党主要机关间之联络”，基本上与一般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不能解决群众之实际问题。1947年，一直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等人拟定的《党务革新方案》指出：“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广大同情与拥护。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蒋介石“急起直追”的结果却是如此，说明他的很多想法只是在日记中一写了之，“聊以自慰”而已。
1947年9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慨叹，中共“斗争的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反观我们自己，无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则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退步”。“如果单研究他们这二十年来技术进步的情形，那真是可怕极了”。此时，国共力量正迅速地发生逆转，是年底，蒋介石已明显地感到大势已去：“若非天父特赐洪恩，则国家危机无法挽救矣！”自助者天助之，自己没有办法，把成败寄托于“天父”，可知其已经无计可施了！稍后，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从这一点上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战争进程的感知和判断较为一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以后，在与解放军作战节节失利之时，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长归结为“科学办事的方法”和对辩证法的掌握。实际上，他早就提出过：“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法、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美国学者易劳逸也曾注意到，“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然而，蒋介石无法摆脱的“魔咒”，就在于每每走上自己业已认识到的败亡之路。纵观他的一生，见事不可谓不早，而行动总是迟迟不见。有趣的是，1949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也特地讲了工作方法的问题。其中，他把掌握良好的工作方法看作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招，并视为能否进京不当李自成和能否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根本问题。这说明，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乃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正确领导的一个最见成效之处。
1927年以后，蒋介石使尽浑身解数来消灭共产党，结果反而愈摧愈坚。这促使他逐渐用心地研究共产党，并以之检视国民党。国共较量的过程，就是蒋介石不断对两党进行比较的过程。越是在共产党面前挫败，他就越能发现共产党的优长。这些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形成的优长，正是共产党取胜的关键因素。其中，关键中的关键是与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直到今天，在历经长期执政的磨炼和考验之后，这一优长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