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石碑,两位石匠

宋徽宗即位后,蔡京被重新重用,任司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

当时,经历了王安石变法失败,元佑时期的大臣所剩无几,他们要么被贬官、流放,要么已经去世。即使这样,蔡京对于参与变法的官员还是心存不满,他觉得,只有把他们当成“奸党”,让他们“遗臭万年”,才能迎合皇帝心意,也能为自己赢得专宠。

蔡京的建议得到皇帝首肯,他很快搜集了在哲宗元佑时期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309人,列为“元佑奸党”,“奸党”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包括苏轼秦观黄庭坚……石碑由徽宗赵佶手书,刻石后放置在文德殿东壁,为万世子孙鉴戒。

不仅如此,蔡京还要让全天下的人都记住这309人的姓名,因此,他将名单下发至全国各地,命令全国州、府、县、郡,务必将“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

在陕西西安,这个任务落在石匠常安民头上。常安民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石匠,他喜欢刻石,经常四处收集前朝古代的碑刻摹本,学习上面的字体,尤其是那些深奥的篆体字,很多人都看不懂,唯独他能知道其中的含义。

凭借高超的技艺,常安民经常受官府委托,为御书翰墨、官署题名碑刻石,同时也接受一些名人、官员委托,雕刻墓志铭,或者为寺观、祠堂、学府雕刻纪念性碑文。

当西安官员叫来常安民,并将任务布置给他时,常安民却说:“我只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朝廷立碑的意图。但是,这些元佑大臣,比如司马光等人,他们是天下最正直的人,如今却被称为‘奸党’,我实在不忍心雕刻这种碑文。”

那位官员还是希望由常安民来雕刻,把他抓起来恐吓、诱逼,还要治他的罪。一个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敢和官府对抗,常安民只好哭着提出一个卑微的要求:“既然朝廷一定要让我雕刻石碑,我也不敢推辞,请允许不在石碑上出现‘常安民镌’四个字,我不想让后世的人知道这块碑是我镌刻的,更不想让子孙后代因此蒙羞。”

其实,常安民不是唯一拒绝“奸党碑”的石匠,在江西九江,还有一位石匠李仲宁,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李仲宁的石刻字迹工整、行云流水,受到大众好评,由此过上了殷实的生活,还开设了一个专门雕刻玉石的作坊。因为手艺高超,作坊生意很好,每日顾客络绎不绝,吸引了很多名人造访,其中就有着名书法家黄庭坚。他很欣赏李仲宁的技艺,亲自题写匾额“琢玉坊”赠送与他。

那天,九江官员找到李仲宁,命令他即刻为官府雕刻“奸党碑”。李仲宁听了,想都没想就说:“小人以前家里很穷,跟别人学会石匠手艺,平日里接到的活大都是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刻在石碑上供人欣赏,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诗词,我才能够吃饱穿暖。如今朝廷把这些人当成‘奸党’刻在石碑上,我实在没法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李仲宁的拒绝,九江太守并没有继续为难他,相反很佩服他,还专门为他置办了一桌酒席。酒过三巡,九江太守感慨地说:“你真的很贤德!如今很多士大夫都不如你。”据说,李仲宁的言行还是被蔡京的眼线获知,后来,李仲宁被人诬陷,最终死在狱中。

一块“奸党碑”如同试金石,试出了两位普通石匠的正义与善良。面对皇权和蔡京的高压,朝廷士大夫集体失语,唯有常安民、李仲宁两位小石匠,做出了正确选择,正因如此,他们的故事才会被后人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