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即位后，蔡京被重新重用，任司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
当时，经历了王安石变法失败，元佑时期的大臣所剩无几，他们要么被贬官、流放，要么已经去世。即使这样，蔡京对于参与变法的官员还是心存不满，他觉得，只有把他们当成“奸党”，让他们“遗臭万年”，才能迎合皇帝心意，也能为自己赢得专宠。
蔡京的建议得到皇帝首肯，他很快搜集了在哲宗元佑时期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309人，列为“元佑奸党”，“奸党”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包括苏轼、秦观、黄庭坚……石碑由徽宗赵佶手书，刻石后放置在文德殿东壁，为万世子孙鉴戒。
不仅如此，蔡京还要让全天下的人都记住这309人的姓名，因此，他将名单下发至全国各地，命令全国州、府、县、郡，务必将“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
在陕西西安，这个任务落在石匠常安民头上。常安民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石匠，他喜欢刻石，经常四处收集前朝古代的碑刻摹本，学习上面的字体，尤其是那些深奥的篆体字，很多人都看不懂，唯独他能知道其中的含义。
凭借高超的技艺，常安民经常受官府委托，为御书翰墨、官署题名碑刻石，同时也接受一些名人、官员委托，雕刻墓志铭，或者为寺观、祠堂、学府雕刻纪念性碑文。
当西安官员叫来常安民，并将任务布置给他时，常安民却说：“我只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朝廷立碑的意图。但是，这些元佑大臣，比如司马光等人，他们是天下最正直的人，如今却被称为‘奸党’，我实在不忍心雕刻这种碑文。”
那位官员还是希望由常安民来雕刻，把他抓起来恐吓、诱逼，还要治他的罪。一个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敢和官府对抗，常安民只好哭着提出一个卑微的要求：“既然朝廷一定要让我雕刻石碑，我也不敢推辞，请允许不在石碑上出现‘常安民镌’四个字，我不想让后世的人知道这块碑是我镌刻的，更不想让子孙后代因此蒙羞。”
其实，常安民不是唯一拒绝“奸党碑”的石匠，在江西九江，还有一位石匠李仲宁，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李仲宁的石刻字迹工整、行云流水，受到大众好评，由此过上了殷实的生活，还开设了一个专门雕刻玉石的作坊。因为手艺高超，作坊生意很好，每日顾客络绎不绝，吸引了很多名人造访，其中就有着名书法家黄庭坚。他很欣赏李仲宁的技艺，亲自题写匾额“琢玉坊”赠送与他。
那天，九江官员找到李仲宁，命令他即刻为官府雕刻“奸党碑”。李仲宁听了，想都没想就说：“小人以前家里很穷，跟别人学会石匠手艺，平日里接到的活大都是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刻在石碑上供人欣赏，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诗词，我才能够吃饱穿暖。如今朝廷把这些人当成‘奸党’刻在石碑上，我实在没法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李仲宁的拒绝，九江太守并没有继续为难他，相反很佩服他，还专门为他置办了一桌酒席。酒过三巡，九江太守感慨地说：“你真的很贤德！如今很多士大夫都不如你。”据说，李仲宁的言行还是被蔡京的眼线获知，后来，李仲宁被人诬陷，最终死在狱中。
一块“奸党碑”如同试金石，试出了两位普通石匠的正义与善良。面对皇权和蔡京的高压，朝廷士大夫集体失语，唯有常安民、李仲宁两位小石匠，做出了正确选择，正因如此，他们的故事才会被后人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