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爱国将领委员多是在晚清时代入读军校的，最初触动他们心弦的，多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一类宣扬清初满军暴行的小册子，继而深入到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反而多来自《民报》上的零散篇章和口耳相传的精神教育。湘军领袖、辛亥革命元老，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的程潜，以及粤军将领，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陈铭枢，都有这样的阅读经历。
与他们相比，后一辈的爱国将领委员们有更系统化的革命思想阅读体验。对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侯镜如、宋希濂等而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着作令他们记忆犹新。对杜聿明、郑洞国等政协委员而言，这些书籍的内容也并不陌生，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已经将《共产主义ABC》的内容编入了军校的政治讲义当中。
相比之下，夹在辛亥革命一代与国民革命一代之间的保定军校生们，在校阅读经历要单调得多。北洋政府禁止保定军校生阅读“小说闲书”，只有《三国演义》因为可以激励忠义而特许豁免，至于革命书报更在严查之列。同样，从陆军小学到保定军校，整套教学体系中，仍然以传统文学教育为主。黄绍竑回忆，他在陆军小学读书时，国文第一篇是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陆军中学时则是庄子的《秋水》。
这对同样就读于保定军校的张治中来说并不算什么。他早就已经深深沉浸于阅读经典的快乐当中，“我尤其喜欢读古人或名人的关于修养方面的书，如《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群学肄言》《菜根谭》《自助论》等书，都喜欢看；此外如发明家、思想家的传记，《宋儒学案》《中国历代名臣言行录》《饮冰室文集》等，也都涉猎过”。
对于张治中而言，军校的标准读物“典范令”——各科（步兵、骑兵、炮兵……）操典、各种（射击、筑城、交通……）教范以及阵中要务令，同样要精熟。“肄业期间，两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利用暑假，遍阅军事参考图籍。譬如，一部《阵中要务令详解》十厚本，以及《作战纲要详解》七本，都读完了。”
黄绍竑也是如此，他“不但对学校所定课程，精心研究，即当时出版之此类书籍，我都浏览殆遍。我对战术战略课程，不是分数主义，而是问难主义。有时教官被我弄得很为难”。未来雄踞广西的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此时已经有枭雄的姿态了。
进入中年后，黄绍竑回忆中只提到过一次读书。1933年，他奉命去宣慰蒙古王公，在归绥遇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后者给他送了两本自己的着作《我的探险生涯》和《万里长征记》。黄绍竑翻阅《我的探险生涯》后，盛赞“虽然内容大多数是记述在雪山或是沙漠中极干枯寂寞的生活，却写得十分有趣，处处引人入胜，使读者不忍释手，好像自己亲历其境一般”，读完两本书后，甚至激发了前往新疆的念头。这份狂热的反应，与今天多年不深度阅读，突然遇到一本好书的人无二。
也有人保持了传统的读书习惯。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高树勋，每天都把阅读《左传》《史记》等历史典籍作为功课。《鲁迅全集》出版后，他还专门买了一套。高树勋的女儿回忆，“他每读书都把他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对照理解”。
还有人通过读书找到了自己在军事生涯之外的寄托。陈铭枢在青年时读过谭嗣同的《仁学》，对其中关于佛教的阐述印象颇深，并从中选取了“真如”二字作为他的别号。1922年，已经担任团长的陈铭枢对广东局势失望，到南京追随欧阳竟无学习佛学，同时广泛接触各种学术思潮、阅读各类书籍杂志，如张君劢的新儒学论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多年后，他总结自己“我从小是读线装书长大的，深受儒家封建思想陶冶，继又学佛习禅宗，把大乘教奉为圭臬，因它同我的政治生活并无矛盾，且为我不受任何约束的习尚找到了理论基础”。
话虽如此，1930年，陈铭枢接办出版社“神州国光社”后，大量出版了各类政治学、哲学着作，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以及河上肇的《通俗剩余价值论》等，并没有以自己的阅读兴趣限制出版社的运作。
张治中的读书经历则是另外一个样板。“五四运动”前后，他的思想受到《新青年》《新潮》《向导》等杂志很大影响，他甚至去找陈独秀谈了一次话，听过瞿秋白的演讲。在广州黄埔军校当教官期间，他更是与学生一起追求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