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隋唐，除了“天可汗”李世民以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他麾下的“秦府旧将”。可以说，李世民任秦王期间能屡立战功，这些武将功不可没。尤其是尉迟敬德与秦叔宝，更是许多评书、戏曲乃至民间传说中的主角。
可惜的是，演义与历史终究有较大出入。不同于小说演义，历史上的“秦府旧将”在步入贞观年间后，并未延续昔日的辉煌，反而表现得十分低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结局来看，“秦府旧将”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人：一者参与谋反，而后兵败身死，如侯君集、张亮等人；二者早早离世，未有幸见到“贞观之治”，如秦琼、段志玄等人；三者虽然活跃，但也鲜少挂帅出征，如尉迟恭、程咬金等人。
以尉迟恭为例。在“玄武门之变”与“逼迫李渊退位”这两件事中，他出力最多、立功最大。据《旧唐书·列传第十八》记载：“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同年（武德九年，626）九月，尉迟恭升任右武侯大将军、进吴国公，获封1300户食邑。
然而，备受李世民器重的尉迟恭，却在这之后鲜有作为。贞观元年（627），尉迟恭破突厥于泾阳；可等到他下次出征，便已是贞观十九年了，而且还不是单独领兵。彼时，李世民亲征高丽，尉迟恭从征之。与他相似的还有程知节，其军事生涯同样在贞观年间暂时画上了句号。
以上种种，是否说明唐初的战事并不多呢？显然不是，因为贞观年间的大型军事战斗，主要被“二李”包圆儿了。在“秦府旧将”赋闲在家时，李靖、李积二人反倒名震东北，恩抚西域。
综上，不难得出结论：前两者（早逝与谋反被杀者）的确是“秦府旧将”在贞观年间颇为低调的主要原因。但更加值得深思的，还是尉迟恭、程知节等人：仍活跃在朝堂的他们，为何不如以往受重视了？
与李世民的执政方向“背道而驰”，是“秦府旧将”在贞观年间地位衰落的根源所在。贞观元年，封德彝在李世民面前吹捧军事武功，当即遭到后者反驳，见《唐会要·卷三十三》：“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
李世民的“文治”思想，于此时初见端倪。及至贞观四年，李世民已明确表达出自己“偃武修文”的政治主张。据《资治通鉴·唐纪九》记载，上（李世民）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
初唐能有“贞观之治”，离不开李世民文武并重的政治主张。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在登上帝位以后，能虚心纳谏，并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为文治，殊为不易，大见其功夫之深。
所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武将出身的“秦府旧将”遭遇冷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事。谁叫他们没有像李靖、李积这般，做个文武双全的能臣呢？没错，“二李”虽然在贞观年间屡立战功，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最终都由武转文了。李靖因军功累迁为尚书右仆射，成了治国的宰相；李积不甘示弱，历任并州大都督（即李治）府长史、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太师等文职。
严格意义上说，李世民通过弑兄逼父的手段逐得王鼎，算是得位不正。为此，李世民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宣扬“君臣之义”。为了避免后人向他学习，李世民不止一次强调：“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于此处所见，反倒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但对李世民来说，这的确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为了消弭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带来的消极的政治影响，李世民在位时经常把“君臣义重”挂在嘴边。
由此可见，明定“君臣义重”已成为李世民的执念。问题便出在此处：在当年的“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恭、程知节、秦琼、张公谨等人是出过大力、立过“大功”的。换言之，“秦府旧将”与李世民都已被打上了“反君臣之义”的标签。
在此情形之下，李世民自我安慰倒也就罢了，可他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秦府旧将”。倘若李世民再毫无顾忌地继续重用他们，岂不是又违反了他自己辛苦宣扬的“君臣义重”？
正因如此，“秦府旧将”与“玄武门之变”一样，都成了李世民尽量避而不谈的话题。
陈寅恪先生曾在《论隋末唐初所谓的“山东豪杰”》一文中指出：山东豪杰是唐初功臣中的山东人士，他们为“玄武门之变”出力颇多，因而在唐初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由此观之，山东豪杰出身的秦琼、程知节以及山西的尉迟恭等“秦府旧将”，之所以能在初唐年间扬名显达，与他们对李世民的支持有莫大关系。不过，在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后，这些功勋旧臣显然无法满足他的治国需求了。
彼时，“秦府旧将”在朝堂占比颇高。可李世民不仅需要山东士族的帮助，受“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他更离不开关陇贵族的支持。而且，为了均衡东西、南北之争，李世民还需要提拔一些江南士族入仕。
一份“蛋糕”就这么大，“新人”要多分一口，“老人”就会少分一口。因此，在李世民拔擢“四方之士”的执政倾向下，昔日辉煌一时的“秦府旧将”，也难免会走向衰落，这是导致他们在贞观年间低调无比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