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把梁启超称作中西文明之间的盗火者，“他把西方的权力、民主、自由等知识和思想的火种引入到中国。”《时务报》创办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几年，成了梁启超的时代。
很难想象，这个人就靠一支笔，极大搅动着这段历史。引进一些新鲜事物之外，梁启超更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语言，他坦荡荡论国事，用放纵蔓衍的行文，来描绘这个时代的剧变。
在历史的夹缝里
虽然梁启超在公共舆论中风生水起，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的研究中，梁启超却是一个小而边缘的角色，“他的政治活动基本上就是失败的”。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前往日本潜心治学，听海涛松涛。他做的最接近政治的事，是在一艘船上，给当时访日的满清大臣当枪手，写了一大篇考察日本宪政的调查报告。
他因为鼠疫困在檀香山，喝过王老吉凉茶，谈过一段似有若无的感情。游历美国后他写下《新大陆游记》。还因为保皇与革命两个观念的冲突，跟坚定的保皇派康有为发生分歧，挨了康有为掷过来的一个报夹子，幸好没打中。
武昌起义后，他兴致勃勃回国，但好像总是晚了历史一步。巴黎和会时，是梁启超从前方传回给政治家林长民的消息，点燃了五四运动。
此后，他就退回书斋，留下一个背影。一个曾经激进的维新派，在北大教起了传统国学。连鲁迅都要阴阳怪气说一句：“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他身上的矛盾，就是那个时代的矛盾。这种人生与人心的复杂，让研究者们着迷。
梁启超的血总是和二十岁出头时一样热，活泼的生命力总是在。这位老师常带着学生爬山、游湖，很能适应时代舞台边缘的生活。
他真诚地与青年们谈话。希望年轻人的生活过得有趣一些。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演讲里，梁启超说：“人怎样活得无趣呢？第一种，我叫他做石缝的生活，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余地，又好像披枷带锁，永远走不出监牢一步。第二种，我叫他做沙漠的生活，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又好像蜡人一般，没有一点血色；又好像一株枯树，庾子山说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这种生活是否还能叫做生活？实属一个问题，所以我虽不敢说趣味便是生活，然而敢说没趣便不成生活。”
梁启超热情不减，不仅在治学，还在打麻将，他管这叫“四人功课”，还可以边口述社论边打麻将，抓牌打牌的姿势很是潇洒。据媒体报道，他水平不佳，十玩九输。
沛然不可御的激情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少年中国说》。此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已经256岁。
他华丽地描述新老的不同：“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
从那时起，“少年”由此变成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热词，而士大夫心中的国家观念，终于从“天下观”里脱胎出来，被放置到全球性的历史场景中，成了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政治理想。
比起思想贡献，反倒是他“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激情的宣传性文字”，让梁启超成为近代历史里无法被忽略的人物。
他在自己的年代，用一支笔，和笔下猛烈碰撞的激情，搅动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