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宗朱常洛登基不过10天就一病不起，太医束手无策，内侍崔文升倒是开了个方子。明光宗也是豁出去了，竟按此方吃药，结果一夜如厕数十次，一度昏迷不醒。
这时，又有个胆大的人来献药。他叫李可灼，供职于鸿胪寺，一派仙风道骨。他向明光宗推荐自己调制的“仙丹”，明光宗迫不及待地就水服下一颗，顿觉精神好了许多，直夸他是“忠臣”。众臣悬着的心也都放了下来，欢呼雀跃地退下了。
当晚，明光宗又服了一颗“仙丹”，次日凌晨，他的病情忽然恶化，随后一命呜呼。李可灼及其进献的混合红铅、辰砂的红色药丸成了最大嫌疑，但他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背后有无主谋等，都为史上着名的“红丸案”披上了层层疑云。
服食“仙丹”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明光宗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那些服食“仙丹”的皇帝或名人大多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长生不老或飞升成仙。
战国时期，已有一拨炼丹方士开始蹦跶，向国君进献“不死之药”，将齐燕两地的个别国君发展为忠实拥趸。
从秦始皇开始，皇帝普遍怕死，由此拉开上天入地寻“不死之药”的序幕。秦始皇曾派童男、童女各500人人海寻药，结果他们有去无回。
晚年的汉武帝也怕死，但他比秦始皇“幸运”，因为已有方士声称可炼“仙丹”，不用再去虚无缥缈的海上寻了。方士李少君自称见过“蓬莱仙人”安期生，向汉武帝表示自己能化丹砂为黄金，再将这些黄金抹在餐具表面，每日使用这种餐具便可延年益寿；等寿命足够长了，便能见到安期生，并求得“不死之药”。李少君这个脑洞开得很大，逻辑也没毛病，所以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但他还没帮汉武帝实现梦想就病死了，其说服力大打折扣。
现在的研究认为，李少君其实只掌握了一项“核心技术”——将丹砂炼成汞（水银），借此忽悠四方。当时的一些书，包括淮南王刘安所编的书，都记载了这项技术。《神农本草经》还将丹砂列为“上品药”，明确指出它能化为汞。
唐武宗曾找来一群道士炼“仙丹”，带头人叫赵归真。他们炼了许久都没成效，赵归真请求去吐蕃采购炼丹用的“仙药”，但唐武宗说：“如果你去采购，炼丹小组就群龙无首了。需要什么仙药，朕另派人去买便是。”于是赵归真列出清单：李子衣10斤、桃毛10斤、生鸡膜10斤、龟毛10斤、兔角10斤……唐武宗就这样跟着赵归真炼丹吃药，30岁出头就归西了。
晋代道家葛洪强调，炼丹一定要在人迹罕至的名山，开炉前还要斋戒百日、不见俗人等，以防邪气干扰。每个步骤都不能疏忽，尤其是火候，因此葛洪特别喜欢用马粪做燃料，认为炼丹必须“以马屎火煜之三十日”。
除了马粪，人粪也是炼丹常用的燃料。唐末成书的《通玄秘术》中载，将一两左右的人粪晾干后盛于瓦片上，放在火上烤，待颜色发红后再用瓦片盖好，移走使其变冷，以免成灰，取出后即可用于炼丹。
按规矩，方士为皇帝献药前一般都要自己先服，这么不靠谱的事自然闹出不少悲剧。《洞仙传》中载，东汉时期，毛伯道、刘道恭、谢稚坚、张兆期四人在王屋山学道三十多年，共同炼出一款“仙丹”。毛伯道先吃，死了；刘道恭接着吃，又死了；谢稚坚、张兆期一看势头不对，弃药而逃。由此可见，方士成名很有风险，毕竟试药中毒的概率太大了。
有些方士为自保，会借皇权转移试药的风险。北魏道武帝当政期间，有个叫董谧的人向朝廷进献“炼丹成仙”的经书，获得重用。道武帝专门为他设置“仙人博士”的职位、开辟炼丹的“仙坊”，还封了整座西山来为炼丹提供燃料。最后，道武帝命一批死刑犯试药，结果他们几乎死光了，道武帝自然不敢服用董谧炼的“仙丹”。
在这方面，皇帝一般都很惜命。北齐文宣帝请方士炼成“九转金丹”，但一直将其放在玉匣里而不敢吃，对外声称：“朕贪恋人间欢乐，暂时不想飞升，等临死时再吃。”
梁武帝曾为大师级炼丹家陶弘景提供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原料，丹炼成后，色如霜雪，陶弘景称其为“飞丹”，因为他试吃后感觉身体变轻了，有种升仙的幻觉。粱武帝跟着服用，效果也不错。同时代的炼丹家邓郁也为梁武帝炼了“仙丹”，但他资历不够，梁武帝不敢吃。
不过，唐朝人对丹药的态度就没这么慎重了，至少有六任皇帝都是因服用丹药中毒而死。在皇帝的疯狂带动下，李白、韩愈、元稹等文人，要么极度热衷炼丹，要么死于丹毒，整个大唐似乎陷入一种迷幻色彩。
而在元明以后，炼丹术发生重大变革，炼丹原料由丹砂、金石等转为相对安全的本草。但本草丹药并非绝对无毒，也有可能致命。
嘉靖、雍正等明清两代热衷服用丹药的皇帝，主要目的可能在于壮阳。这些丹药成分复杂，包含红铅、秋石、人乳等诡异配料，以致服用者中毒而死。
在漫长的皇权史上，“仙丹”给出一种相当诡异的死法，很多扑朔迷离、阴谋密布的权斗背后都有它的影子，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