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皇帝下旨，将已经罢官的夏言“弃市”——绑赴西市斩首。堂堂内阁首辅以这样一种方式谢世，震惊朝野。难道他有叛国谋反罪吗？没有。他是十恶不赦的奸臣吗？不是。
这幕悲剧的来龙去脉，颇堪回味。
嘉靖初年，夏言任兵科给事中，又升任兵科都给事中，在与宠臣张璁的较量中，逐渐崭露头角，为皇帝所赏识。
夏言引起皇帝注意是有一个过程的。皇帝刚即位时，夏言就上疏，希望皇帝上朝以后在文华殿批阅奏疏的同时，召见阁臣当面作出决定，“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纳”。此后他又七次上疏，建议改革“后宫附郭庄田”，限制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利益，文章写得掷地有声，为朝野所传诵。不过真正引起皇帝另眼相看的，是嘉靖九年（1530）他关于“更定祀典”的态度，迎合了皇帝的心意。夏言由“祀典”而获得眷顾，很类似张璁与“大礼议”的关系，其不二法门一言以蔽之，就是投其所好。
霍韬是张璁的同党，眼见皇上对夏言眷顾方深，不敢公开较量，私下里写信给夏言，痛骂一顿，并且把私信的底稿送给三法司。夏言愤然向皇帝告状：霍韬是朝廷近臣，同在“议礼”之列，既有定见，自当明言，何必给臣私信，又把它送交三法司，居心险恶。皇帝大怒，把霍韬关入都察院监狱，命三法司从重治罪。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四品官服、俸禄，用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史书说：“（夏）言自是大蒙帝眷。”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骤然得宠的夏言，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夏言其人气度不凡，眉目疏朗，胸前美髯飘拂，嗓音洪亮，吐字清晰，而且不带乡音，每次经筵开讲，皇帝都全神贯注，十分欣赏，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这样，他与早已得宠的张璁之间的嫌隙逐渐明朗化，张璁出于妒忌，策划亲信构陷夏言。经司法衙门审理，真相大白，言官纷纷弹劾张璁。皇帝罢免张璁，提升夏言为礼部左侍郎，一个月后，晋升为礼部尚书。后来虽然张璁再度入阁，但是宠信渐衰。而夏言的声誉却与日俱增，一方面，当时士大夫厌恶张璁，希望凭借夏言与之抗衡；另一方面，夏言得到皇帝宠信后，依然折节下士，赢得了口碑。
夏言心中明白，若要持续获得宠信，必须不断揣摩皇帝的心意。皇帝每次写诗，都送给夏言，夏言不但写诗应和，还把皇帝的诗作制成碑刻送还。这个马屁拍得相当成功，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为了继续博得欢心，他卖力工作，“奏对应制倚待立办”，而且事事处处都仰承帝意，咨议政事“善窥帝旨”。于是乎，皇帝赏赐这位宠臣一枚银质印章，上面刻着“学博才优”四字，用来“密封言事”——奏疏加盖印章密封直接送达皇帝。
嘉靖十五年（1536）闰十二月，夏言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李时虽为首辅，但决策大权操于夏言之手，此后入阁的顾鼎臣，一向以“柔美”着称，不敢对夏言持异议，不过“充位”而已。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李时去世，夏言升任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