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在我们家多年来的强势领导下，母亲的喜怒哀乐已主宰着全家人的情绪，在她面前，我是不敢太放肆的。但是，身经百战后，我心里亦不无怨言。打从相亲开始，或许是嫁女心切的缘故，一向要强的母亲，忽然一反常态地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姿态来择婿。但凡来相亲的男子，她几乎没有一个不满意的。讲话结巴是忠厚老实，言辞轻浮是活泼有朝气，矮人聪明，胖子富态，长相古怪的人命好，必欲嫁之而后快的心态，使我敢怒而不敢言。我正想以“哪一个来相亲的人你不满意”来顶嘴，忽然隐约地听到门外媒婆低声问那位男子：“要不要带小姐出去走走，进一步认识认识？”
那位男子用很低却很肯定的声音说：“不用了！不用了！”
这样的回答对母亲的打击远比对我的伤害还要大。我向母亲耸了耸肩膀，做出“你看！可不是我说不要的，人家也不满意我”的表情，母亲的脸色明显变得难看起来。
虽然双方皆无意，然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这种状况下，当事人的意见终将变为最微弱的声音。不由分说地，两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人还是被送上了一辆亲友的汽车。汽车开到台中公园附近把我们倒了出来，两个人就站在马路边，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好歹都得继续演下去。既然两个人都没有心理负担，事情倒又变得简单起来了。搅和了一个早上，这时候才真有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识。我想起不远处的图书馆似乎正展出南张北溥及黄君璧先生的画，于是提议前往。没想到很快获得同意，两个人边看边聊，我当时年轻气盛，仗着在杂志社做了几年事，世面见得不少，自认对画的了解还不差，便在他跟前大放厥词。这人倒是绝，一路上默不作声，只是适时地点头微笑。我只当他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对文学、艺术一窍不通，干脆藏拙，哪里知道，他是真人不露相，不但浸淫甚久，而且可以画上几笔。我那天算是班门弄斧，这是后来才晓得的。
在西餐厅用过简单的午饭后，二人都无心继续，便分道扬镳。分手前，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你台北的电话，我有空去找你？”
我心里窃喜，女人家虚荣的毛病又充分暴露出来。我可以不喜欢他，却希望天下人都爱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整个春天都快溜走了，这个人再无任何消息。开始时一点点不足为外人道的期盼，也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快地被淡忘。我仍然和以前一样，一边舔着旧伤，一边行尸走肉般相着亲。
一个没有安排任何相亲活动的星期天早晨，我在台北租来的小阁楼里，正和一大堆脏衣服做殊死战，电话铃响了。居然是那位“松鹤延年”的男子，他期期艾艾地邀请我和他共进午餐，我犹豫了一会儿，随即很快地在两盆脏衣服和一位沉默的男子间做了抉择。
那天，我穿着一件宽松的鹅黄色洋装赴会。进了餐厅，我看到男子的眼睛亮了一下，说：“喂！你今天跟相亲那天看起来很不一样，我喜欢这件黄洋装！”
我愣了一下，感觉啼笑皆非，这样的话算赞美还是讽刺？我笑着回答：“原来你喜欢这件黄洋装，早知道包好了让别人拿来就好了。”
很多事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如果早知道了，恐怕事情都将改观。这位貌似忠厚的男子原来并不像外表那般老实。当时，他同时和其他三位也在相亲的女友周旋。那天，他原是约了另一位教书的女友，谁知信件给耽误了，伊人没有及时收到，竟回南部去了，其他两位女友也正好都出去了。从桃园专程北上，就这样孤零零的，心有不甘，于是，电话本翻呀翻的，突然看到我的电话，就这么阴错阳差地，两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为什么要了电话号码却许久不来约我呢？我一直纳闷，很久以后，他才轻描淡写地解释：“哦！要电话号码只是一种礼貌罢了，给女士的虚荣心一些满足呀！当时，凭良心说，我是没想再去约你的。你太瘦了，而且，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温柔一些的，文文静静，不要有太多意见的，而你，太嚣张了。”
我气得哇哇叫，可惜为时已晚，在相亲那年的冬天，那位男子，第一次见面时拎着布包袱的那位，已糊里糊涂地成了我的丈夫。
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那位男子三十岁时的日记，正是我二十七岁那年的春天。日记上工工整整地画了张图表，表上列着他同时交往的四位女子的芳名，名字下是品行、个性、家世、学历、生活情趣、习惯等项目，逐项计分，很是科学，而我名下的积分居然是四人中最低的。我联想到那年春天的种种委屈，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这张表对我的意义是，那位男子在其他三处被判出局，才轮到我接收。
“我才不要别人挑剩的。”我愤恨地说。
男子依旧慢条斯理地安慰我：“不是这样说的。应该说，这种科学的东西看似科学，其实最不科学。有时候人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这番似是而非的说辞听起来颇富哲理，何况也为我扳回了面子，我于是回嗔作喜。虽然没有王子和公主那般罗曼蒂克的故事，两个人却也从此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