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安凤下咀一户普普通通的庄户人家，我们都不知道她具体的生辰八字，只能从外祖母的只言片语中推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尤其是在多子女家庭中，活下来要靠运气，母亲硬是凭着顽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活出了精彩。
老人们总说母亲年轻时很漂亮，但母亲年轻时没有照过相，我们自然也无法知道她那时的容颜。我小时候只顾着玩闹，也没有认真端详过母亲。等到我们有了照相机，想到要关注母亲的时候，母亲的两鬓已染上霜花，额角也布满皱纹。
我上小学时，曾被一位高年级的女生拦在路上，询问我父母是不是军人。据此推断，母亲年轻时一定气质不凡。据父亲说，他当年特地雇了一顶花轿迎娶母亲，可见，母亲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和珍贵程度。
母亲一生辛劳，直到七十岁还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家务活更是她的“势力范围”，任何人都难以插手。母亲厨艺很好，能把一些粗粮和难吃的食物调制成美味，把大众食品做得精美，但她从未给自己做过一顿美食。母亲也总能清楚地记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日，并在生日当天为我们做一份长寿面——面条加荷包蛋，但她却不记得自己的生日。
母亲一生都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黑色的平布裤和蓝士林收襟上衣是她的常服，就是这样普通的衣服，母亲却穿出了整洁、得体和端庄。母亲一年到头都梳着发髻，不戴任何头饰，只有在端午节时，才在发髻上簪两朵栀子花。母亲乌黑的头发和洁白的栀子花是我们家端午节特定的符号。在幽幽的花香里，在菖蒲、艾叶装点的门楣边，我们吃着母亲亲手包的粽子，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懵懂岁月和青春年华。
母亲有八个儿女，这样的大家庭在挣工分的年代，日子过得尤其艰难。母亲不仅要和父亲一起外出做工，还要操持家务。每天天不亮，她就要去自留地里摘菜，然后洗衣、做早饭；晚上在我们睡下之后，她要巡视我们睡得是否“老实”，是否盖好了被子，之后，检查我们换下来的衣服鞋袜，缝缝补补，直到深夜。
雨雪天气不能出工，母亲就和姐姐在家里做针钱活。母亲的针线活很好，常有女人上门求教。我们兄弟姊妹多，不可能人人都添新衣服，常常是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亲自裁剪缝制，细针密线，让我们穿得舒舒服服、整整齐齐、大大方方。
春节是孩子们翘首以盼的日子，而对母亲来说，则是最劳神辛苦的时候。白天，母亲洗衣浆裳、准备过年的食物和祭品；夜晚，她飞针走线，给我们赶做新衣、新鞋。不知有多少个寒冬腊月的黎明，我一觉醒来，都发现母亲仍在昏暗的油灯下，孤零零地做着针线活。家中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没有新衣服过年，母亲就设法为我们每人做一双新鞋，这是困难时期她能为孩子们准备的最好的新年礼物。这个习惯持续多年，直到我们都成家立业。
母亲很善良、豁达、乐观。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未与人争吵过。每当我们和别人家的孩子发生冲突时，母亲总是批评我们，安抚别人，即使我们很得理。就连一向强势、不好相处的祖母，与母亲都相处得十分融洽。我的小爹爹晚景凄凉，人见人嫌。母亲在自家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总是隔三岔五给他送去食物，甚至把他接到家中吃饭。小爹爹去世后，留下一个患精神病的叔叔，母亲又默默照顾他多年，直至他病故。叔叔患病时，大家都拿他没办法，唯有母亲的轻言慢语能让他顺从平静。
在我的眼里，母亲没有敌人，更没有仇恨。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任何人的不是，她总是微笑面对所有的人，包括和我们有“过节”的人。
我在初中时得过一种怪病，浑身浮肿，腿上、手臂上布满红点，如被蚊虫叮咬过。因为无钱去大医院治疗，就去了村里卫生所。所幸有位医生医术高明，很快就找到了病因。父亲卖掉部分口粮凑齐了医药费，母亲就来诊所陪护。那时诊所条件极其简陋，只有一个黄泥烧制的炉子和几张旧木床。母亲以平时练就的生存技能，很快就安顿好了我们的生活。她上山捡拾枯枝朽木做柴火，为我熬药、做饭。一连十余日，母亲消瘦了，我慢慢康复起来。那时母亲焦虑的眼神、憔悴的面容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的衣裳总是被汗水浸透，母亲的脚步总是来去匆匆。平时忙碌，节日忙碌，儿女长大了她还在忙碌。忙完了春季忙夏季，忙完了端午忙中秋。在闹粮荒的日子里，母亲总是把稠一点的食物留给父亲和她的孩子们，粗粮、剩菜、剩饭全部被母亲“承包”了。 母亲中年以后所患的贫血、晚年所患的胃病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母亲平时言语不多，她总是淡定、从容，从不责怪父亲，更不埋怨社会。我想正是因为有母亲这样的贤内助，父亲才有精力主外，在男人世界里勇敢地搏击风浪，赢得众人的敬重。
就在我们经济状况略有起色、为父母筹划颐养天年的时候，母亲突然病倒了。病倒的前一刻，她还在灶前忙着给我们做饭。
母亲用尽所有的力量和病魔战斗到最后一刻，留给我们的是无法忘却的平静与安详。我想，母亲一定舍不得离开我们，更不想儿女看到她痛苦的样子。
“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我无数次责备自己，没有提早安排母亲的晚年生活，甚至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呜呼，有母如此，我是何等的幸运，又是何等的惶恐。愿母亲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