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腊月，突然听到大姨母去世的消息，心中不由产生了悲哀（由于时间逼近年关，年前没有确定安葬时间），尽管大姨母以九十四岁高龄与世长辞，儿孙满堂，可以说是福寿双至，但从此再无法见您的面，无论如何，也是让我悲伤的。
大姨是我敬爱的外祖父心爱的长女。60年以前的事由于我年龄小，不太清楚。后来觉得：外祖父和外祖母是天底下第一等的好人、善人。他们一生育有6个儿女。6个儿女中，年龄最小的是舅舅。舅舅经常夸耀她的五个姐姐，我有四个值得赞扬的好姨母和做过多年大队妇女主任的妈妈。舅舅和我都很幸运。除过四姨和舅舅念了几年书，其他3个姨母和我妈都不识字。但我舅舅，姨母和我的妈妈都是非常开明善良的人——这不是我自吹，是邻居和邻村的人公认。我为有这么好的亲戚亲人感到骄傲。
我经常回忆起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我的爷爷奶奶去世早，我在两岁的时候见了一次即将去世的奶奶，对他们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九泉之下的姥爷和姥娘（陕北方言），生前与我交往20多年，自然了如指掌。是你们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儿女，一直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后辈。
我的家在武家庄镇园子辿村，在府谷县南部的胡桥沟和黄河的交汇处。我们村解放后依然靠搬渡口和贩炭为业。文革高潮时期，主业停顿，全村一年一个人只能分到几十斤杂粮，幸亏了我的姥爷舅舅和姨姨姨夫们的接济帮助，才没有饿死。这个事我是一清二楚的。
外祖父家在武家庄乡郭家峁村，大姨聘在王家墩乡（现在两个乡合并）奥家洼村。相距只有20里。我家距离奥家洼村30里。
小时候一到冬天，我就常常跑到大姨家串亲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奥家洼村小，阶级斗争不激烈，大姨家粮食基本够吃。大姨的公婆也是非常忠厚善良。大姨夫和大姨母特别亲我。大姨母一生就生育了我明子哥一个。我觉得在他们家吃得比我们家好，不饿肚子。也就赖在他们家一住就是两三个月。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姨夫会弹三弦，明子哥小时候就会操琴（一种标有高低音的按键琴，估计是大姨夫给教的）。冬天的夜晚，大姨夫大姨姨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听大姨夫弹三弦。他兴致来了，一边弹，一边唱曲子，是我听到的最早的音乐。可惜我读了半辈子书，也在学校学过简谱，现在还是拿不起半件乐器。我常想不识字的大姨夫是如何学会弹丝弦乐器的？他会弹会唱的歌曲很多，能够称呼为民间艺人。他们一家从来没有把我当外人。他们都知道我们家的境况。我们姊妹弟兄5人，山里人经常讪笑黄河畔人的贫穷，用一句“河头水清”准确概括。事实上尽管父母舍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是难以解决温饱问题。
当时他们一家住在一个旧院子里，有两孔一低一高的土窑洞。这两孔土窑洞背风向阳，冬天很温暖。院子里有厢房南房放粮食以及家具、农具。有一个木格大门，一看就是比较殷实的庄户人家。
在大姨姨家印象最深的是大姨姨那双手几乎从来也不闲着，她把一家人打理得整洁干净，明子哥的衣服上从来没有一个污点。她家的土窑洞一边放着一个躺柜，一边放着一排瓷大瓮，她一有空就去擦洗。躺柜永远一尘不染，大瓮长期照见人影，就是苍蝇拄上铁拐杖也光滑得站不住。他家土院子扫的没有任何杂物灰尘（农村的土院子都垫有胶泥，非常坚硬）工具摆放都有固定位置。她因为爱整洁出了名，后来在王家墩集上卖凉粉，食客赞不绝口。
刚改革开放的1979年，我父亲费了很大力气在郭家峁村（姥爷的村）的红圪顶峁沟买了两棵大杨树，准备自家伐木做船，我大姨和大姨夫知道这件事很担风险，不放心，大姨夫就来帮助我家了。大姨夫住在比较近的舅舅家，每天天不亮就赶来伐木的地点，他和我们父子四人一起砍树，用锛子削掉树皮，把一棵好几丈长的大树用锯子截成七八段，然后把木头竖立起来，用大锯解成一寸厚的做船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