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弱项，害怕离别。
明知那种难过总会淡去，却依然害怕。四五岁时，和邻居家的客人，一个远道而来的小女孩告别后，我居然抑郁多日。这种路线，像要往贾宝玉的格式里走了，倒又没有。
这么想来，我就是怕离别，怕种种离别。
1967年，我随母亲在农村的干校过暑假。她要出差，只得放我独自过一周。这让7岁的我乐疯了，就为无人管束的自由的7日。那是我记忆中唯一带着暖色调的离别。然而，接下来的一次又不对头了。1970年，在上海北站，我送“69届”的兄长去黑龙江嫩江务农。整列火车、整个站台，一片哭泣声。哥哥读的小学是五年制的，北去列车的窗口，16岁的他露出半个脑袋，以一双泪眼面向未知。面对那种离别，无论是他还是家人，都惴惴不安。置身于群体唏嘘之中，我的伤心，已不是流几滴泪那么简单。
多年后，轮到我成为主角。
1985年，我将一个人上路，出发去天山南麓工作，火车票是一段一段买的。当年的本埠居民，对新疆认识有限，不少人只知道那里有沙漠、水果、建设兵团。出发前一晚，我特地从住处去父母家道别，还和家人喝了酒。父亲做了几点嘱咐，并跟我商定，不需要任何人送行，包括他自己。
火车在第二天的清早6点多发车。我背负行囊，在“上海火车站”几个霓虹灯照耀的大字下，排队由室外走入室内时，瞥见父亲在几十米开外的一个幽暗处，抽着烟看着我。他吸一口烟，脸部就被烟头的火光照着红一下。父亲的出现，让我不知所措。我没去回应，不太情愿感怀风萧萧兮的壮士感，也不想被离别的愁肠缠绕。此外，我若向父亲跑去，他应该既巴不得，又很尴尬。我刚打算向他挥手致意，又突然决定径直朝里走，以回应他对约定的轻慢。走了几步，我还是回头看去，他已被人流淹没。
列车呼啸向北，我在往事中回溯。父亲性子烈，说话永远动用最重的分量，每个无趣的结局，都在意料之中。我从小不太愿意和他交流，就为躲过难以抗击的语言压迫。待我的智力及骨骼逐渐成人化，唇间的茸毛一如黑色战旗飘荡时，父子便开始形成各自的气场。毕竟有基因组纽带相缠，父子间的识破，相对不难。台面之上，子为尊卑有序而收敛，父因血亲之爱而宽宥。然而，父子这种男性关系里的对手感，注定要在血缘以外，搭建某种存在形式。至此，我们双方的出招，隐约像两个帮派大佬的交锋，比以前要考究，以免被对方轻蔑。互动中，父子俩对彼此动作中有无高级感，还是有点数的。有趣的是，我和父亲的种种心照不宣，母亲未必一一察觉。
我规避和父亲对话，他完全明白其中的原因。他刚烈于外，我执拗在内，硬碰硬的下场，是大家都留有撞痕。自我有记忆，父亲就强势。少年时，我向父亲的挑衅，始于装腔作势的试探，伸缩灵活，步步为营。父亲年事渐高后，暴烈的曲线是下滑的。
仰躺在列车的中铺，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那是大学毕业后，我从家里搬出去住，要带走一张老旧的三人沙发。那张沙发死沉，我一上手便有不祥之感。我和父亲各抬一头，在托举上一辆皮卡的当口儿，在1/20秒之内，父亲和我的臂力都撑不住了。先松开手的那个人，手脚会下意识联动，一跳而避过被砸。后松手者，是力有不逮而不自觉的滑脱，腿脚常来不及反应。当我们涨红脸都想顶住的一刹那，沙发的一端，从我的手里脱离，接着便是父亲“啊”了一声，他托不住的沙发那端，砸中他的小腿。他疼得几乎就要破口大骂，但还是选择趴在沙发背上，以扛过最疼的那几秒。他硬是不出声，冷汗直冒。那年父亲50多岁，还算壮实。相信，在那1/20秒的顽强抬举就快失手时，保护儿子的本能，让他比我多坚持了那么一瞬。我极为惭愧，恨不得被砸到的人是我，哪怕筋骨被砸断。事后看，我应该头颈肩手并用，以殊死之心顶住沙发。我之所以松懈，就因在下意识中，对对方的怜惜不如父亲坚决。这种事情，在父子之间，不会重复出现了。这个画面，再次串联起刚刚离别的场景，合着列车行进的节律，放大了伤感。
火车站的这次离别，在此后20余年中，父子都没有再提起。
还有比时间的列车更快的吗？在它喧嚣的行进中，新生及凋谢高速轮替。若问，此生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就是将带我来人间的父母，亲手送还生之彼岸。仿若他们翻开了一册书，再由我轻轻合上。这对大千世界无足轻重，对一个家庭而言，却有简白而完整之美。
父亲是患肺梗阻去世的，那天上午还极清醒，下午就走了。临终时，护士示意我上前。我托住父亲的下颏，让他的脸在告别尘世之际，定型周正。这有隐喻的意味，像父亲将雕塑自己的最后一笔交由儿子来完成。我捂紧父亲的下颏，久久没有松手，感觉一片肌肤由温热变得冰凉。
童年，我睡在父亲身边，他喜欢用一条腿横跨我的身体压住我。我不明白其中的乐趣，是他想借这个动作，获得男人拥有儿子的一种真切质感，还是他在下意识里，想锁住父子必然的失离？此刻，是我和父亲身体的最后触碰。不再像幼时，以为父亲就是一匹马，会永远在我的视线里，让我骑在他的身上，任意上下。
送别父亲，我充满歉疚：那些因失度、自我、僵直、小气、不妥协，造成的对父亲的伤害，已无法弥补。忽然明白，不要以为他是你父亲，他就那么容易消化你的不敬。恰恰相反，一个男人一生中最在乎的，很可能就是自己儿子的评判，包括那些散见于日常的、以态度为语言的评判。成年男人在受到批评时，常会反过来贬低对方，以寻获平衡。但是，他们唯独不舍得，将这一手段用在自己儿子身上。
于生死之间，我好像看得足够辽阔。而我的歉疚，对应的都是眼皮底下的琐碎事，没有任何超越庸常的英雄性内容可言。
我要插入另一场离别。
20世纪80年代末，我自费去澳大利亚前，不知道将离别多久，但还是盼望家人不要去机场送行。除我妹妹外，其他家人确实都没去。到悉尼后，收到妹妹来信，她说，在我离开上海的次日，父亲去了虹桥机场，送一个同事的儿子。那个年轻人也是去悉尼，航班时间和我的一致。
父亲前往机场的心境，我是懂的。每每咀嚼，滋味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