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冬尤其寒冷，路过老街，见一个老人拿着烟竹筒坐在屋檐下，吧嗒吧嗒抽了一会儿，用烟斗敲敲鞋底，便卷起烟袋眯上眼睛，享受着阳光带给他的温暖。看那惬意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外公。
外公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便是半躺在门前的稻草堆上晒太阳，面朝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小路很窄，紧依着竹林，本来走的人就很少，微风吹来，竹叶摇曳，发出沙沙沙的声响，使这条小路更显得冷僻。外公耷拉着脑袋，眯着眼睛，似乎睡着了，而他的心始终醒着。只要有人从他身边走过，他的眼帘立马动一下，然后又合上。那时的外公已经得了肺病，不能抽烟，但他的烟竹筒还是不离手，哪怕烟斗里没有烟火，装上烟丝，闻闻味道也过过瘾。外婆说，那是他的命根子，随他吧。
因为怕传染给家人，最后的几年里，外公几乎不上桌吃饭。其实，桌上也没几样好羹菜，他要留给儿孙吃，自己就夹些蔬菜独自回到房间囫囵几口了事。
听母亲说，外公年轻时，性格火暴，谁招惹他了，便骂你个祖宗三代，外婆也经常受他的气。喜欢骂娘的外公却好打抱不平，处事公道，遇事帮理不帮人。看到别人受欺负，他讲不出大道理，急了便开骂。
外公的家在黄岩一个叫官庄梁的村庄，隶属鼓屿公社（现叫南城街道），紧靠十里铺村，离县城也就十来里路。到了假日，父亲便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前面坐着我，后面驮着母亲去外公家。母亲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扶着自行车后座的书包架。我不知道为何自行车后座叫书包架，这似乎与书包没有关联，却能派上大用场，以前家里装货载人全靠它。我们就这样来回于这条通往外婆家的马路，直到我的个头挡住了父亲的视线，再也坐不了自行车前座。后来我便有了一辆自己的自行车。
外公住的老宅，虽没有大户人家“三透九明堂”，但也有一个大院，十几间楼房。早先梁家田地无数，还有雇佣，想必祖上家境殷实。到了外公这一代梁家开始败落，家里的山和田也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这座老宅，住着叔伯房份三四户人家，而外公的家靠东，有三间的样子。家道虽然破落，但外公外婆却很开明，他们四处借钱供四个子女读书。舅舅和我母亲都读了中专，成了国家干部。在这老宅里，也只有外公家的子女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子女都在城里了，外公外婆依旧住在农村。我们每次到外公家，总见外婆迈着小脚颤颤巍巍在门前屋后忙碌着，却很少看见外公。母亲就问：“阿爹呢？”“落垟了！”外婆用手擦擦围裙说。这时表哥表姐便相拥着出来迎接我们。舅舅、舅妈工作忙，两个表哥和一个表姐，兄妹仨从小就寄养在外公外婆家。我能记事时，表兄表姐都十几岁了。听外婆说，在他们还小的时候，每次母亲来，他们都会跑过来抢着提篮子，顺便翻翻篮子里面有什么好吃的，而母亲也不会让他们失望。母亲与侄儿侄女很亲，那个时候她在县糖果厂上班，回娘家，都会买些碎饼干、碎糖果带去。碎糖果价格虽然便宜，但并不影响口味。那个年代除了过年，平常还有零食吃，是很让人羡慕的。
到了中午，外公“上垟”了。看见我们来了，肩上扛着的锄头“咣当”往地上一放，一声不响转身又出门了。外婆便自言自语道：看到“小猛”来了，又去鼓屿街“入市”了。“小猛”是外公外婆对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昵称。一会儿，外公手上提着一个用绳十字形捆住的粗纸包，晃荡着从前门穿过道地进来，而那粗纸包里定是装着“薄荷糕”。在外公看来，鼓屿街卖的“薄荷糕”是最好吃的，一口咬进去冰冰凉凉的，含在嘴里，不用多嚼，慢慢便会化开。这也是母亲厂里没有的。外公不善表达，也很少像其他的祖父一样亲近孙辈，他爱儿孙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给他们最好吃的。
外公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不仅字写得好，手工活做得更好，家里所有的农具都是他自己动手做的。在我还不识字时，便认识了梁永丰这几个字。外公名叫梁恭尧，永丰应该是梁家的名号。
二表哥小的时候，外公经常带着他“落垟”，累了，两个人就在田埂上歇歇。看那一望无垠的农田，外公经常豪情大发：这望不到头的山，那看不见边的田，以前可都是咱们家的。表哥问：那为什么成了别人的？外公便摇摇头叹了口气：唉！说不清，说不清。家里的田地怎么败光的，老的不愿多说，小的不敢多问。听长辈隐约说起，败家也有外公的原因，只是久远的事，人们少有再提。再说，假如当初家业没有败光，土改时一定是地主成分。也许败了更好，那个年代，贫下中农才是最光荣的。成分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光荣归光荣，穷日子并不好过。人都吃不上好东西，吃剩下的羹汤更没油水。外公家养了几头猪也时常吃不饱，整日里哼哼叫。猪缺少吃的长不肥，出膘少，卖不出好价钱，这可是一年中的一笔大收入。幸好母亲还能从自己单位里买些制糖过程中余下的渣滓，我们也叫糖渣宰（喂养）猪。为了买到几分钱一担的蔗渣，天蒙蒙亮，月亮还挂在天上，外公就挑着箩筐往城里赶。他早早在厂门口排队，等着厂子里的人上班。买好糖渣，装满担子，外公就急急地往回赶路，尽管子女的家都在城里，他却极少去。有时买不到第一批出的渣料，便要等到午饭后。十里路，挑上百斤的担子，走两三个小时，不吃饭没力气，但外公又舍不得花钱买饭，只能挑着担子先到我家吃中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