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像夜晚一样徐徐降临，光并不是一下子就散尽，死神有惊人的耐心，有时他喜欢一钱一钱地凌迟。壮年时的余晖犹在，八十岁时，姥姥的食量仍是全家之最。她独自住在老房子里，自己摆弄一个蜂窝煤炉子，自己买菜做饭，虽颠着一双小脚，行如风摆杨柳，但还是利索得很。她对大家都很有用，儿女的孩子尚小，都得靠姥姥帮忙看管。孙女、外孙、外孙女共六个，都经她的手抚养长大。所以，她是有威信的，说话一句算一句，小辈们都不敢不认真听，稍有点儿嬉皮笑脸，姥姥脸色一沉，扬起一只大手，喊一声：“打你！”她喉咙里冒出不大不小的一个霹雳，威风凛凛。不听话者难免心头一颤，立刻收敛起嬉皮笑脸的神情，承认错误。
后来她越来越老了，城池一座又一座失守，守军一舍又一舍败退，退至膏肓之中。她不能再为家人提供帮助，只能彻底地索取，因此，她逐渐透明下去，世界渐渐看不见她了。她的威严熄灭了，儿女们上门的身影逐渐少了，孙儿辈异口同声地说工作忙，好像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春节团聚的时候，大家敷衍地拎一箱牛奶，进来叫一声姥姥或奶奶，就算交差了。她的记忆已经被侵蚀得很严重了，一个孙女站在眼前，她要把所有孙女的名字都叫一遍，才牵带得出正确的那个。
除了行动能力，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她也渐渐失掉正常交流谈话的智力。与人说话，一句起，一句应，一句止，她就很满足了，慢慢点着头，像回味这次对话似的，眼睛若有所思地转向别处。
有时，她想主动与人沟通，就拿手去碰触身边的人，叫着：“哎，哎，哎。”她脸上带着巴结的笑，郑重地问出一个问题，比如：“我有点儿不记得，想了半天了——你今年多大？”
这当然是可笑的。被问的人和旁边的人对此都有默契的认识。他们面面相觑，嬉笑着，拿不认真的嗓音说：“您看我多大了？”
她却仍是认真地回答：“我想你是十九岁，还是二十岁？”
被问的人哈哈大笑：“姥姥，我都三十五岁啦。”
然后，人们继续各自说话，不再看她。剩她独自咂摸那一点儿愕然，并陷入喃喃地慨叹：“哎呀，我外孙都三十五岁了？当初我带你的时候，你整天哭，搁不下，我只能一只手抱你，一只手捅炉子、炒菜……”人们都同意跟她说话只要敷衍过去即可，谁让她活到这样老，老得跟世界文不对题。“衰老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说。除非你幸运地蒙召早退，逃出这环链条。
后来她的听力不太好了，人间又把她推远了一步。有时她会陷入沉思状态，陷得很深。她盘腿坐着，小脚放在膝盖折叠处，手撑着额角，眼睛盯着墙，浑浊的眼珠停滞了，犹如哲学家在整理胸中的哲思。大家围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以这个行动表示孝敬。所有人当着她的面议论她，毫不避讳，也不用压低声音，就像她是一具标本。
生命和岁月交给她的能力，她最终按原本的顺序一样一样还回去了。五年前，她很难再自己出门了，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外面花园里，还能搀着别人的手走两步，走到池子边看人用碎馒头喂金鱼。后来，她不再出家门，不过还能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再后来，尽管她彻底不能行走，但还能勉强站立。最后，她不能站起来了，三年里整日倚枕坐着。她的食量逐渐减少，食谱逐渐缩短，需要多费牙齿之力与肠胃之力的美味一项一项与她道别。本来她还能喝几口黄酒，后来终至一喝酒就腹泻。
筛子眼越来越细，兴致、乐趣都被筛出去了，日子唯余越来越纯粹的萧索。
最后半年，她就像个婴儿那样，只吃粥、牛奶和一点点肉糜。
临终前两个月，粥和牛奶亦被肠胃拒绝了，只剩下饮水——蜂蜜调制的水、糖水。如果早上让她喝两口牛奶，她下午就能泻一床。仅余的生命力，在拼命抵抗，又把这座孤城苦守了两个月，直至弹尽粮绝。
我最后一次回家看她，她的精神已不够把眼皮撑开。她眯缝着眼看我，仍笑着，喊我的乳名，声音又小又虚弱，像一张被揉烂的纸条。阳光照着她，仿佛能透过去。
我拉起她的手，攥一攥，又放下，然后做了一次从没对她做过的动作：握着她硬邦邦硌手的肩膀，嘴唇碰着她的颧骨，轻轻一吻。那皮肤薄得像一层膜。
她眼皮下闪出一丝欣慰和快活，低声说：“哟。”然后问，“你回来待几天啊？”
我说：“明天就走，你等着我，我再来看你。”
她在半迷蒙的状态下一笑，代替回答。
她还回的倒数第二样能力，是吞咽。除了每天几口水，她无力吞咽更多东西，再多就累着了。
人到世上来学会的第一样本领以及丢掉的最后一样本领，都是：呼吸。
初夏的某天上午，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粉墨》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