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牛，本意指牛本身，比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人。父亲总会说，吃大锅饭时，牛就是最大的劳力。父亲年轻时，是喂牛、使唤牛的好手，村子里的人都叫他牛把式。当鞭子甩起时，父亲颇有几分威武。
小时候，家里的老院儿养了一头健壮的黄牛，牛脖子下面挂了一个大铜铃，走路时，叮呤咣啷还带风，甚是惹眼。这头牛，听说是多年前父亲从邻村买来的牛犊，然后养大的。自从有了它，种地、犁地人轻松了不少。每天写完作业，和小伙伴结伴放牛、割草成了日常。直到现在，在那清脆的铃铛声里，仍保留着我童年时期的许多快乐。记得有一次，放牛时由于我们一时贪玩，没有发现牛跑远了，跟着撵出了几里地。最终，眼看着牛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里。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衣服、鞋子也湿了。庆幸的是，牛已经回到了家中。父亲说：“这牛是有灵性的。”
黄牛在太阳底下，低着头，伴随着牛鞭子的响声，犁在黄牛的拉动下，冲破了坚硬的土壤，画出一条条整齐的线。这头黄牛跟着我们度过了那些年最困难的日子，直到被农用机械完全替代。从此，这头老黄牛退出了农耕舞台。后来生活所迫，虽然万般不舍，父亲还是咬牙把老黄牛和那辆牛拉车卖了钱，给我们交了学费。
现在，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好日子，仍然忘不了那头老黄牛。父亲常言：“在农耕时代，牛就是农民的宝。”直到现在，家里还留着那条时常使唤黄牛的鞭子，父亲也会偶尔拿出来甩一甩。我知道，当牛鞭子抬起，在空中回旋几圈落地，过去的艰辛和回忆也跟着响声散落了一地。
对于农民，对牛和土地有一种特别的情结。现如今没有了田地，也没有了老黄牛，但是“老黄牛”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激励我们时刻牢记做勤恳踏实的老黄牛和埋头苦干的实干家。
吆 喝
大西北人的吆喝，有相对豪爽的，比如唱秦腔戏，也有相对散漫、慵懒的，比如收头发、磨刀、磨剪子的吆喝声。小时候，经济不太发达，吆喝的叫卖声实属不多，听到卖豆腐、豆浆的吆喝声的频率大概几天才有那么一次，而最吸引我们的莫过于卖冰棍的人扯着嗓门的吆喝声。然而，不管是哪种吆喝声，最终都成了我们快乐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儿时，周边村子过会和赶集的时候，曾随父母跑各处摆摊卖货。通常拥挤的人群中，会夹杂着各种叫卖声。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试着吆喝，发现鼓再大的勇气，几米之外也很难听到声音，最终成不了吆喝的叫卖人，只能成为收钱算账的小伙计。就和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中高加林提着篮篮，卖白面馍馍一样，生活的艰难把他赶上那条尘土飞扬的路，却始终喊不出口。那时候我才明白，吆喝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活，更大的是需要勇气。听老人们说，我们村子往上数几辈人都是从山西大槐树来到这秦岭腹地、渭水边落脚的。村子的姓氏相对单一，也就是往上数几辈人都是亲兄弟。但是，现在这些亲兄弟的后代出了五服，有的因为利益冲突，而心生芥蒂。似乎只有一件事能让他们放下烦心事，敞开胸怀地坐在一起，把西北人的豪爽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唱秦腔戏。于是，一种农村常见的民间娱乐组织—自乐班出现。无须舞台、灯光，便把这些亲弟兄的后代们凝聚在一起，在戏中演绎人间悲欢。曾经的种种不快，在他们的吆喝中烟消云散。因此，唱戏也成了村民对村子的集体记忆。
家里爱唱戏、会唱戏的人不少。父辈们都爱唱戏，碎姑唱的《周仁回府》方圆几里无人能及。就连我们印象中不懂戏的堂姐，在三十岁的那一天突然开了嗓，一夜之间在村子里唱红了。而我，直到现在也吆喝不起来。我时常想，当我能吆喝的时候，大概也能唱得好戏吧。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能理解，也不会在意这是谁，又是从何时起定下的这个唱戏的规矩。我想，这大概就是“一吼泯恩仇”吧。
现在，村子里脱离土地，不再依赖土地的人群不断出现，甚至越来越多，这使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闲，却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忙碌。没有了走街串巷的叫卖人，也很难再听到自乐班的唱戏声。于是，我们开始怀念那样的吆喝。正是那透着烟火气息的吆喝声，曾经组成了我们极度富有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