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每个人都尝过味精。尤其餐馆做菜都要放味精。对味精过敏的人，只能特殊的跟餐馆说“我不要放味精”。
但是不放味精，炒的菜也是在炒过放味精的菜的锅里炒，出来还是有点儿味精，味精是躲不开的。
我的意思是，那十年之后，“文化”这个词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达到了味精的地步，什么事情都说是文化，比如“军事文化”，我认为这相当不合适。那我今天就讲讲为什么文化不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它不是味精，它自己有很实在的东西。
前两天有朋友警告我：一个东西“不是什么”容易讲，“是什么”非常难讲。但我觉得，“文化”恰恰是特别容易说“是什么”的一个东西。
在我看来，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一种关系，我和你，你和他，班级对班级，学校对学校，甚至上升到集团对集团、国家对国家，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是“文”还是“武”？
中国“文化”的“文”是很早就定下来，非常简单、明确，它是针对“武化”提出的。周公制礼作乐，这个“礼”，就是文。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初建立政权，自己力量小，施行的是军事殖民，面对的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武化事件，所以周公为了安定天下“制礼”，“礼”就是文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放弃武的关系，约定文的关系。“武”是什么呢？只要我的力气大、实力强，你面前的面包我抢过来。这就是“武”。你的资源，我一把就抢过来，你没有办法。这就是武。
而文的关系中，资源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有一点，不能是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全部拿走。所以，中国的“文”非常简单明确，就是相对于“武”提出的。
那么“化”是什么？以前有句话：“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融化在血液中”是什么意思？——它本来不是血液里就有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融化进去？因为它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
“文”不是我们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一种规定。“落实在行动中”，就是一举一动，包括你心里怎么想、怎么考虑这个事等，所有细节、行为，都是按“文”的方式去处理，这就是“化”。
就像春风化雨，把整个地都浸湿了。比如现在大家这么有礼貌地坐在这儿听，而不是每个人挽着胳膊围在我的边上，电影里经常看到把一个人围起来，意思就是要动手了。
到了春秋晚期，孔子常常说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心里不踏实。为什么？因为孔子那个时代，社会又开始逐渐武化，春秋晚期非常剧烈，到了战国，就完全是“武”的关系了。孔子那个时代面对的是武化的环境，他重提周公，是因为当初制定“文”的制度是周公提出的。
孔子在晚年，已经确认自己是殷商的后裔，也就是周所灭亡的商的后裔。但是，孔子提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为周建立了一个“文”的制度，这个制度非常完整，“郁郁”，就像森林一样，有秩序又旺盛。
这个“文”的制度，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孔子是遵从周早期的做法。不幸，他所处的时代，是“武”的时代。
“文”是一种关系。文化不等同于知识。现在我们说个人“有文化”，常常是指他有知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文化不是一种知识，它是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是处理成“文”，还是处理“武”。
历代帝王都提倡“文”或者“孝”，没有人敢提倡以“武”治国。可是到了60年代，国家要武化。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不是说没有，但这么明目张胆，是非常罕见的。
我四十年代出生，从小长大，我环境里的声音就是“武化、武化、武化”，到60年代的，“武”终于被明确提出，这是对中国“文”的一个大否定。
虽然那十年宣布结束，但武化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有遗留。武化的状态在大陆到处都能看到，比如因为一点儿小事就吵起来、打起来，每个人的言谈话语里总是有攻击的成分。
80年代初，我家附近有一个餐厅，一进门就有一个告示：本店不打骂顾客。这个非常奇怪：为什么餐厅会打骂顾客？因为在以前，打骂顾客是正常的，现在特别告诉大家：本店不打骂顾客。“武”真是到了“化”的程度了，觉得“武”是正常的。
当时还有“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口号被提出来，满大街贴标语：“要说‘请，谢谢。”不管真假，中国有几千年的以“文”立国治天下的传统，到现在连“请”和“谢谢”都不会说了，可见这个社会武化到了什么地步！
人之初，是动物，动物的世界是一个武化的世界。但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发明出了“文”，来抑制我们的动物性。如果不抑制动物性，今天这么多人，如果我们在这个屋子里实行武化，我肯定走不出这个屋子。
这就是丛林法则。如果在这儿大家都遵守“文”的关系，大家都能走出去。所以把“文”等同于知识时，就是小看了文化。文化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五四运动，我们这么多的前辈质疑、力图否定甚至消灭中国自己的文化？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要以“武”对武。这个问题争执了一百年。我自己认为，文化的基本要义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大家在一个问题上忽略了——凡是人发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会异化，这个异化会影响到我们。
比如吃人的礼教。异化到一定程度时，人是受不了的，定要反抗。所以我觉得对于文化来说，时刻反省和监视的是它异化的部分，而对于文化来说，不能质疑。在我说的文化意义上，有“没有知识的文化人”，有“有知识的武化人”。我记得宋代的朱熹记录过一个老年妇女的话，老太太说：“我虽然不识字，但我可以堂堂正正做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知识，但我待人处事是“文”的关系，堂堂正正做人，按照规定做。
但从我的生活经验来说，很多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她们都是武化的，她们既没知识又武化这就非常难办，你家的门一把推开就进来，没有先敲门征得许可再进来，没有“文”的关系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