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天气热熬熬，那一年我刚参加完三天紧张的高考，一下子松闲下来感到空落落的。睡，睡是睡不着，把仅有的两扇窗子开开，把门开开，小风吹着门帘，忽溜忽溜地有了点凉气。从书摊上租本《雪山飞狐》，书中胡、苗、范、田四大家族的百年恩仇，寒风萧萧中的刀光剑影更不能叫我心静。
等高考分数下来的那几天，倍受煎熬。娘看我闲地转圈，就说，你要不跟你三哥看给哪当小工做营生去吧。
娘说话就是有风，才说完没几天，西蕉山要在东坟一片空地上盖学校，我跟着三哥去了工地。看见一个穿了短袖，气势表情跟平常人不一样的人在工地上指手画脚，三哥一说，工头拿眼上下一打量，说三哥行。三哥又一指我，说还有俺兄弟呢，工头眉头一蹙：“是个眼镜？能做了个营生？”
我心一紧，害怕人家不要，心跳的咚咚。三哥说，他在家常做营生哩。
工头说：“做啥哩，一看就是才念书放假的。”
我说：“才参加完高考。”
工头说：“昂，等分下来呢，这几天人少，你可以先试试，不过咱丑话说前头，干不了就走人。我这罕不养闲人。今个先挖壕吧。”
工头早钉好木橛子，又用白线绳放好线，让我们自带铁锹。我家离得不远，就颠颠地跑回去扛了两把铁锹回来，思谋给工头个好印象。结果工头一见，说：“看看你们家那铁锹，笨初初地，一看就概不使活。”我不服，拿眼就瞅他，他又说：“瞅啥呢？你看别人的铁锹，光的亮的，都是使活出来的，那样才出活。”我一看，也确实是，有几个老社员使活的铁锹亮湛湛的，铁锹头都磨得小了一圈，又薄又亮，挖壕时，脚一蹬，“刺”一下就进去了，做起营生就是顺手，铁锹头难入地，好在夏天土喧乎了，一铁锹深以后就好挖了。
好挖是好挖了，咱概不住营生，没几下手上就起血泡了，没办法，扎挣着住，血泡磨破了，更疼了。后夜是三点钟开工，戴上草帽，汗飘飘地往下流，眼镜荡得灰雾雾的一层，隔多时拿袄襟子擦擦，半瓢半瓢地喝凉水。
第二天，壕挖好了，开始下地基，三哥筛沙子活灰，我戴上手套搬石头，小石头抱着送，大石头滚着过去。
起墙了，工头就喊：“叫眼镜担灰。”别人说叫我抱砖吧，工头说：“用你哩，叫他担灰。”在人屋檐下，咋敢不低头，担吧。谁都知道担灰是最重的活，我拿起担子，挑起两只胶皮桶，第一回才担了多半桶，死沉死沉的，好像往下拽，圪趄圪趄地担过去，别人是一悠一桶就放过去了，咱得放下担子，两手再提一下，才能放过去。工头还说：“以后担满点。”咱心里这个骂呀，找不着恰当的词，只能在心里拿他和《半夜鸡叫》的周扒皮作比较。
好容易挨堪到7点多，工头不叫散工，说：“来得挺迟，当想早走？八点钟再说，后夜黑凉稍了，正好做营生。”没办法，大伙每天干到八点多。咱就想：没怨政治书上就讲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赚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几天一见，果然不虚啊！
唯一的好处是，黑夜回去，小米粥就山药蛋烩菠菜，吃了两碗。黑夜也顾不得背疼、肩膀疼，更顾不得头发刺马刺草的，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一天一天总算挨堪过来了，手上的血泡褪了，慢慢变成硬硬的膙结了。
墙越起越高，后墙搭起二架了。有一天，工头在二架上砌砖，又喊我：“眼镜，过来飞砖。”我说我不会，他说你不做多会也不会。第一回飞低了，砖头“邦咚”一下掉下来了，工头没骂我。第二回“嗖”地一下飞高了，快到工头肩膀了，工头伸手轻轻一叼，接住了，还没骂我，不过咱不好意思了，说换人吧，工头说：“来个老工人给眼镜示范示范。”人家过来“嗖”“嗖”地飞砖，看着也轻巧。咱后来也趁劲儿飞了几回，没人家熟练，也能飞上去了。
越做身骨越硬戳了，工头叫眼镜叫得也勤了，眼镜给我递递盒尺，眼镜给我拽住线，眼镜你去勾缝去。谁都知道这都是好活，就像六零年叫你去食堂帮厨，在煤矿叫你去看称一样。
一转眼，四十天过去了，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需要去村里迁户口，那天工头一见我，就说：眼镜是不考上了？我说嗯，我想算账，该准备走了。工头说：“我就看眼镜你肯定有出息。”我心里话，差点叫你撇活煞。工头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可能小心上恨我吧！”我说：“哪能呢。”
他说：“你知道我为啥一开始叫你干重活吗？”我摇摇头说知不道。他说：“如果你一见重活就不干或者压溜了，回家不干了，咱说句实在话，这样的人很难有多大出息。实际上我知道你的地活干不了，我就是要看看你有没有骨头，吃了，吃不了苦。”
一席话，说得我眼窝子热乎乎，心想：这个“资本家”，不光会赚取剩余价值，还会发现人的价值，是个好“资产阶级”。
那一次，我第一次拿到当小工的钱：一天4块钱，40天一共160块钱。回去给娘，娘说：“你拿上准备念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