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悄无声息地走路，悄无声息地进屋。掩上门，还得闩上。说话也低声静气，仿佛生怕惊动了什么。
写文章前，我特意打电话问母亲，做米爆糖的夜晚，为什么那么神秘？
母亲说，没有啊。那么晚，你们都睡了。
我们确实都睡了，挨不住。灶膛里大块的劈柴熊熊燃烧，热量散发出来，把人暖得睁不开眼。一只猫，早早蜷在灶后的猫耳洞里，舒适地打着鼾。
次日清晨我们醒来，一列一列的米爆糖，早就整齐地躺在案板上，散发着好看的光泽。一只一只的洋油箱，装得沉沉的。
有米爆糖的冬天，令人感到心满意足。漫长无聊的冬天，有孩子可以随手拍打，有甜食可以随手取食，拧开电视机有1987 年版的《红楼梦》可以看，尽管屏幕上的雪花点比屋外的雪花还密，没关系，该心满意足，就得心满意足。
可我仍不罢休。我问母亲，制米爆糖的夜晚，是不是有什么禁忌，小孩不该知道的？
母亲说，没有什么禁忌啊。
制米爆糖的夜，空气是甜滋滋的。父亲早早买了白糖，以及麦芽汁——我们叫糖娘，却不知道为什么叫糖娘。母亲早早炒好了米花。晒干的大米，在铁锅里与细沙同炒，米粒纷纷怒放为花，一朵一朵，纷纷扬扬，在黑色的背景里竞相开放的白色，那么好看。
现在，要用糖，那甜黏之物，把一切散落的、纷扬的，一个一个汉字一般的米花，凝结成句子、诗篇、文章；凝结出秩序、队伍、大地。
真的，糖，就是灵感。
糖娘就是灵感之娘。
这样一想，我就知道了，制米爆糖的夜晚为什么静悄悄的。灵感是一种敏感的东西，稍稍的慌张，一点点牵强，十秒钟游离，都可以轻易地将它赶跑。
所以，制米爆糖的师傅，是十二月行走在村庄的诗人，身上带着甜味的诗人。
米爆糖师傅在村庄里为数不多，他们掌握的秘密是一般人无法知晓的。他们入夜行走，披星戴月（有时披雪戴花），穿越黝黑的田野、冗长的木桥，穿越零星的狗吠、高远的鸦声，走三四里路，去某一户人家。
来了？
嗯，来了。
冷吧？
冷。这雪大的。
快到灶前坐下。是的，熊熊的灶火，用温暖裹挟了他。一大缸热茶已经备好，此时被递到他的手上。他捏一支烟，随手从灶膛里抽出一块柴火，点燃。
好了，一个被甜意充盈的夜晚就此开始。糖在锅里，糖娘在锅里，米花在锅里，这些东西被搅动起来，夜也就被搅动起来。当米花与糖搅到一定程度（具体到什么程度，由掌勺的诗人决定），就被迅速取出，热气腾腾地，倒进木案上那个“口”字形木架子间。穿上新鞋子的人，站上案板去踩。踩那些米爆糖，直到它非常坚实（一篇好的文章，文字与文字之间也具有这样稳定的结构：一字不易，密不可分）。然后动刀，先切成条，再切成片。嚓嚓嚓嚓，嚓嚓嚓嚓。
门是关紧的，风都吹不进。这让诗人感到踏实。有一次，在搅动一锅甜意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一阵冷风吹进来，诗人心中一紧，手里一沉，锅里嘟噜嘟噜冒泡的糖液立时收了下去，熄了，干了。
他说，有什么东西来过。他的原话是，有什么“脏东西”来过。
有了“脏东西”来过，那一锅米爆糖再也无法凝结。松松散散，像一堆突然从树上掉落的叶子，像一篇被写坏了的文章（一个不喜欢的人的电话就轻易地打扰了写作进程），令人灰心。
明白了，这就是制米爆糖的“禁忌”：忌外人串门，忌随便开门，忌高声谈笑。
我离开村庄很多年，这样制米爆糖的夜晚也久违了。听母亲说，村庄里大家都不做米爆糖了。原因能想到——现在大家不缺吃的了，想吃什么，随时可以进城买到。
母亲说，现在城里就有当街做米爆糖的，就在街边，大白天的，一锅一锅做，不也做得好好的吗？哪有什么禁忌。
我却觉得，生活其实需要一点儿仪式感。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变得缺少趣味？
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些门关得紧紧的、悄无声息的、甜意充盈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