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特蕾莎的命令非常特别：红色数字代表维也纳，黑色数字代表其他地方。这些数字必须是阿拉伯数字——1、2、3，而不是罗马数字Ⅰ、Ⅱ、Ⅲ。只有被玛利亚·特蕾莎鄙视的犹太人的家里才会使用罗马数字。
玛丽亚·特蕾莎的命令还特别指示，每个门牌号前面都有前缀“No.”-“Number”，例如No.1、No.2。前缀可能只是一种区分房屋建造年份的方法，维也纳的建筑物上通常都有这种标记。
坦特纳表示，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是唯一一个，甚至也不是第一个提出对房屋进行编号的政府。世界各地的房子都是独立进行编号的，但看起来却是同时发生的——在巴黎、柏林、伦敦、纽约，以及乡村小镇和小村庄——开始出现新的数字。这个房屋编号的故事本可以从16世纪的巴黎开始，当时官员们在巴黎圣母桥对68栋房屋进行编号，以确定其属于城市财产。
此外，我们也可以在伦敦追溯房屋编号的历史。在街道名称和编号出现之前，商家们通过在门上张贴图文并茂的招牌来宣传自己。这些无言的标志使用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比如龙代表药剂师，方糖代表一个杂货商。这些沉重的招牌常常用铁艺装饰，在风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1718年，一个招牌砸倒了一幢建筑物的侧面，造成4名从下面经过的购物者不幸死亡。门牌号消除了商店对这些标志的需要。伦敦的新门牌号和街道标志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男仆们的工作需求，他们第一次必须识字、会计算才能传达信息。但即使到了此时，这一想法也花了一段时间才逐渐深入人心。罗兰·希尔被认为是现代邮政服务的创始人，他写道：“当我来到街中央的一所房子时，我看到门上有一个写着数字95的铜牌，两边房子的编号分别为14和16。一个女人来到门口，我询问她为什么14到16之间会出现95这个数字；她说这是她以前住在另一条街上的房子号码，而且（意思是铜牌）是一个非常好的号码，她认为这对她现在的住处和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有用。”
美国，英国人首先开始给曼哈顿编号，以追踪革命者。1845年，孩子们仍然可以沿着麦迪逊大街采摘黑莓，正如一份城市地址簿所描述的那样，曼哈顿的门牌号码“处于一种美丽而混乱的状态”。直到1838年，这个城市才重新编号，并以第五大道为界正式分为东西两部分。即便在那之后，许多企业也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门牌号码。1954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问一位看门人他所在那家剧院的门牌号码是多少。“我不知道，我只是在这里工作。”他回答说。“工作了多久？”“15年。”
在房屋编号问题上，柏林并非是唯一陷入混乱的城市。最初在维也纳，无论一栋建筑物位于哪个地方，都会获得最小的房屋数字编号。因此，当一座新房子建成时，1521号房屋可以自然地（或者说很不自然地）坐落在12号房屋旁边。你可以给整个街区的房子编号，但之后你必须知道街道名称、号码和街区才能找到合适的人，需要询问的实在是太多了。威尼斯也有一个类似的令人发狂的系统，城市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内的房屋编号几乎是随机分布的。不过，威尼斯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在捷克，每所房子都有两个号码，一个用于确定方向，另一个用于政府注册。在佛罗伦萨，住宅和商业用途的房屋号码各不相同。
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房屋编号方法呢？让我们进入费城系统：街道的一边是奇数，另一边是偶数。1790年，乔治·华盛顿的顾问克莱门特·比德尔在费城进行人口普查时设计了这个系统。一边是奇数，另一边是偶数，这就大大省去了推测某个号码在一条街上还有多远的问题。费城的街道系统在19世纪进行了修改，使房屋编号更加符合逻辑，给每个街区分配100个号码，下一个街区则从下一个百位数开始。今天，现代的规划者们进行仔细的计算来确保我们的房屋号码是合理的——合理到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