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五四校庆将至。这几日与几位师兄谈及北大，忽有万般滋味到心头，不吐不快。至于五四是否该是北大生日，校友钱理群师兄有专论。大家别跟我较真儿。本文属于自娱自乐，是写给有北大经历的人看的。可能太“北大”，非北大的朋友如果看着别扭（北大的傲慢与自恋），我先向您道歉。我没想您“被北大”。
80年代的北大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81级开学典礼上，副校长兼教务长王学珍竟然忘了介绍校长张龙翔，大家也只是哈哈一笑置之，这要是换一个地方，恐怕会鸡飞狗跳。韩天石书记作报告，基本没什么废话。中间介绍冯大兴窃书杀人和北大竞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供“批判用”的竞选中的一些奇谈怪论，赢得巨大的共鸣和掌声，恐怕有违校方的初衷。等到张校长讲话时，学生们利用他的一次较长停顿，拼命鼓掌（本人坐前排，是罪魁之一），张校长只好说，我的话讲完了。于是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对校长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智慧，从谏如流的胸怀深表感谢和鼓励，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这可是开学典礼，一年级新生。可见北大新生里都是些什么人物，而北大校领导宽容到什么程度！那种自由平等的氛围，校领导以身示范的巨大感染力，嵌入北大新生的灵魂，永生难忘。三十年后，台上长者的音容笑貌，台下一张张乐不可支的年轻面孔，仍历历在目，成为生命中的定格。如果在北大呆过，还能思想僵化，不知宽容，那我只能佩服您了。
形方，色黄，高约一米。新生报到时人手一个，置于宿舍书桌之下。乃室外看电影、开大会必备之物，随手携带，毕业时交还。其貌不扬，其色不艳，几经转手，代代相传。不知坐过多少风流才子，绝代佳人，当代英雄！
1980年竞选时，一位师兄，把小板凳往38楼楼道里一放，一根烟，一杯茶，对着空无一人的楼道开始讲话。几分钟后，整个楼道水泄不通。那是北大历史上永恒的一页，其光辉灿烂，只有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可与媲美。演讲者和听众，都让人肃然起敬，悠然神往。吾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引为终身憾事。实在是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您如果在北大呆过，无论居庙堂之高，亦或处江湖之远，念及此情此景，而不心潮起伏，基本就是冷血。
五四体育场开大会，人手一个板凳；东操场看电影，人手一个板凳。记得在板凳上看过不少电影，印象最深的是《牧马人》。
毕业时，板凳上缴，我拿着板凳到回收的地方，一片乱糟糟。一回身，板凳不翼而飞！不交还不能毕业，我急了，大喊一声：“家田！我板凳丢了！”刘家田是我们班长，北大一绝。他在一分钟之内，变戏法似的给了我一个板凳！交差，走人。
人是群体动物，有从众心理，需要共鸣。看电影，没有比在北大更愉快的了。因为你想笑时，大家都笑了；你想哭时，周围的女同学已经在流泪；你觉得荒谬时，已经有人妙语连珠，说出你的心声。感同身受，完全的共鸣，那种感觉好像你和在场所有人都是同卵孪生的兄弟姐妹。
您如果无聊，随便买张票，坐进大饭厅。甭管什么破电影，都肯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旁边许多同学做义务解说、评点。常常一针见血，讽刺挖苦，一唱三叹！比看相声过瘾多了，笑死不偿命。记得后来想给协会挣钱，跑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去要电影来北大放，几乎什么电影都可以弄来，而北大什么都可以让你放，几乎没有审查手续，自由啊，幸福啊。
至于讲座，各色人等，五花八门，一周数次，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眼花耳乱。团委，学生会，社团都可以请，几乎不要审批，校方很少干涉。本校教授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陈传康的跨学科研究，侯仁之的北京城市沿革，也都很受欢迎。
没那么神秘，所谓私人会面，就是我和丁校长两个人，在校长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谈话。
丁校长刚刚上任不久，有一天我跑到北大办公楼，正赶上丁校长下班。我拦住校长，问：“您有没有时间？您想不想让北大重现五四的辉煌？我想就北大发展前景和您谈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校长先是一愣，然后就笑了，非常和蔼地说，可以，就把我带回他的办公室。记得校长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他放下包，请我坐下，我就开始天上地下地胡侃一气。记得谈起蔡元培校长、北大兼容并包、人才辈出、总揽英雄云云，然后给了丁校长几条建议，包括任意选课、随便转系等等，其他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丁校长的表情：自始至终面带微笑，没有作任何评论。开始有惊诧，后来多了些别的东西，基本是觉得我很好玩，很冲动，很大胆。我以为是欣赏多于戏谑，鼓励多于批评，否则，我也不会滔滔不绝讲了半天。他像个慈祥的长者面对一个晚辈，然后送我出来，骑车回家。
我从此有点怕丁校长，尽量躲着他，或许是后来觉得自己太幼稚可笑了。但从此对丁校长满怀敬意，并以自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盖着他的大名而感到骄傲。丁校长后来身居庙堂，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当电视上看到白发苍苍的校长，都让我回忆起北大办公楼里的场景。学生当年无知鲁莽，敬祝丁校长身体健康！
北大燕南园聚集了中国学术界的泰斗，是名副其实大师云集的地方。学生们在图书馆与宿舍之间奔波，经常穿过燕南园，晚饭后，也会在这里散步，与某大师邂逅的可能性很大。我就在北大校园见到过王力先生、宗白华先生、朱光潜先生和陈岱孙先生。
1984年，想请周培源先生出席一个会议。当时周校长已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住在燕南园了。为了找周校长的新地址和电话，我随便敲开了燕南园的一个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教授的家。开门的女孩看着面熟，一问，是我同级数学系的同学。说明来意，她立即朝屋里喊：“奶奶，您知道周培源先生的电话吗？”很快出来一位风度翩翩头发花白的女学者，从一个本子上找到周校长电话和地址给了我。
我赶到周校长家里，蒙周校长和夫人亲自接待。看到周夫人王蒂澂老师，实在不能不浮想联翩。虽然年过八十（王蒂澂老师70多岁），我实在想说一句“郎才女貌”！至于两位与陈岱老的三角恋爱传奇，非我所敢道也。
83年北大副校长王竹溪先生去世后，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不仅是物理学大师，李政道、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导师，还是文字大家，第一个把《康熙字典》从头数到尾，说清楚一共有多少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