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4日，我们在昆华农校西楼二层的小教室里，等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来上“大一英文”。
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的黑色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问姓名，才知道他叫杨振宁，刚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呢。十八年后，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我国得奖的第一人。
老师来了。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服，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
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上什么课？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抢先用英语回答，老师也用英语说：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
后来才知道他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早在美国求学时代，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赏识。
后来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又和英国诗人艾略特时相过从，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
“大一英文”都用清华编的《英文读本》，前几课多是英美作家谈中国的文章，如毛姆的《苦工》、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兰姆的《论烤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等。
叶先生讲课时说中文多，说英文少；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但讲起词汇的用法来，却很精彩。记得他讲《苦工》时，碰到“补丁”一词，他讲得很生动，仿佛要用一个“补丁”来弥补没有讲过的其他词汇的损失。
2月8日他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
我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我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他对别人要求很严，考试要求很高，分数给得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造五个句子，答五个问题，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杨振宁物理考100分，微积分99分，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叶公超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大一英文”，第二学期我们这个组解散，学生分到其他各组去。杨振宁分到陈福田教授那组，我分到钱锺书教授这组。
钱锺书先生教我时才二十八岁。他讲课时，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他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左腿直立，右腿稍弯，两脚交叉，右脚尖顶着地。
他和叶先生不同，讲课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学生听讲没有压力，不必提心吊胆，唯恐冷不防地挨上程咬金三斧头。
1939年3月31日，钱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讲课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如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
不过，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一次，他给我们讲爱伦·坡的作品《一个凶手的自白》，其中有这么一句“My mind to do sth”。某位同学问：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
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略了动词（be），原句本应作“My mind was to do sth”。后来我们一查原书，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一个动词，原句是“I made my mind to do sth”。
当然，钱先生的解释也通，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融。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坡的作品，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