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柴与读书似乎是一对矛盾，出自明代冯梦龙的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作者借朱买臣之口说“我卖柴以救贫贱、读书以取富贵”。对这句话，我由衷的赞成，并作为人生不变的信条，默默地践行。我的理解是，所谓“打柴”，泛指工作和劳动，当然包括体力劳动的打柴与卖柴了，也即养家糊口；“读书”，是指与书本和文字结缘，就是所谓的读书写作和文学创作了。我要求自己做到“打柴与文学”双兼顾。这类似冰与火的正反两面，能够兼顾吗？我想只要处理得好，是完全可以的。
高中毕业后，我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青葱年纪，一腔热血，满怀抱负，无处伸展，只好到附近的砖窑厂打工，先后干过制坯工、装窑工、码窑工和烧窑工，可以说，砖窑厂的工种，几乎全干过。炎夏六月，明晃晃的毒热日头兜头泼下，一长队“没尾巴驴”，拉着一车沉重的砖坯，吃力地弓腰前行，有时还要爬坡过坎，那情景，真是劳累异常，非牛非马，可谓热汗交流，难以言说。码窑同样辛苦，站在离火很近的窑洞里，被热气烘烤着，熏蒸着，身穿短裤和背心，不时地扭脸接过拉坯人递来的砖坯，再或高或低地摆放到应有的位置，常常是汗水泗流，特别是往高处摆放时，要伸展腰身和胳膊，那砖坯上的沙土，便和汗水融合一起，十分的肮脏和狼狈。当时那劳作的情景，我至今不愿回眸，也不知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但是，下班后，我们依然有说有笑，好像忘记了疲劳酸疼，只剩下愉悦。现在回想，当时的疲累是肯定的，但心情舒畅，挂在我们脸上的，依然是如十里春风一样的笑靥。青春，多么美好！
在这样辛苦“打柴”的日子里，我执着地与文学热恋，始终未曾放弃我的青春梦想——文学的爱好。在煤油灯下，工作的间隙，我都要挤时间看些书，或写个什么东西。记得我的第一篇小说《厂长与县长》，就是利用工作的间隙，在窑洞门口坐着砖坯，在膝盖上创作完成的。
“父母没有给咱留下什么，咱自己，要争气。”我的“文叔”李鸿雁生前给我说的话，言犹在耳，我永远记着。“世上怜才休狠少，平身失学本来多。天公有意君知否，大器先需小折磨。”大伯李鸿民生前写给我的信中的诗句，我同样牢记在心，没齿难忘。
固然，我们不应咀嚼苦难与不幸，但过去了的，何尝不是一笔丰厚的财富，供我们长久地咀嚼和回味？！
说到“读书”，我坚持与书本为伍，可以说，书本是我的邻居，几乎伴随我的大半生。无论炎夏酷暑，还是隆冬十月，无论晨昏和晴雨，只要有时间，我喜欢与书香为伴。偶有感想，还写个什么东西。当初在安寨镇工作时，因为工资低，我曾写信向李鸿民大伯抱怨，大伯来信说：“就当上管饭的培训班”，鼓励我坚持了下来。就这样，我一边“打柴”，一边“读书”，慢慢地丰富着自我。由之，我结识了沈从文、孙犁、赵树理、钟理和、余华、阿城、路遥、张贤亮、张石山、叶楠、周克芹、韩少功、葛水平、李春雷、孙立生、柴京海等一大串可以数得出名字的文化名人，我与他们默默地对话、交流，聆听他们的教诲，充实并丰富着自己干瘪的枯燥的心灵。
其实，打柴与读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打柴，才有了生活的基础保障：因为读书，才清醒而透彻地让我们明白了打柴的目的和意义，才让自己心灵丰盈。打柴与读书的过程中，我这个只有两年制高中学历的人，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个人的际遇得到改善，还出版几本拙劣的着作。有人说，上帝只救赎那些值得救赎的人，人要被上帝救赎，我认为打柴与读书，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