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时还是个走俏的乡村裁缝，一年四季走乡串户上门为别人家的穿着服务，一天有三块的酬劳。父亲常年在外开车拉煤，在当时的农村来说，这个家庭的收入不算少了。但我不能理解母亲，为何从来没有大胆花过自家的钱？
夏末秋初的开学季，母亲跟奶奶又一次为生活琐碎的开支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奶奶怨气冲天的那句“享福的是你老娘，受累带一挂拖油瓶（指我们五姊妹）的是老子”，这话刺痛了年轻气盛又极度自尊的母亲，索性安排大姐照顾下面的哥姐，把最小的我带在身边，跟她一起吃“四方饭”。
有天中午，外公拿着赤脚医生开的药笺白条，找到正在邻家做衣服的母亲，说外婆的药罐子空了很久了，忍不住的咳嗽病又患了，还咳出血了。母亲慌乱地接过那张轻飘却又沉重的白笺条，收拾好缝衣机头，盖上板仓，带着歉意向主家请了半天假，然后牵着我一路小跑赶回家。
母亲每次打开两门柜拿钱的情景，有点儿像个手下留情的“良心小偷”。先是环顾屋内四周，确定无人，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床帐帘后的柜边，小心翼翼地开锁，柜门上的铁扃与铜锁几乎没有发出触碰的声音，侧身伸一只手，在箱底摸出红漆小木盒，夹出两张十元钞票，犹豫片刻，又放进去一张，沉思默想小会儿，再抽出一张五元的，将剩在木盒里的那一小沓钞票数一遍，用小方巾手帕包好收紧压箱底，手上的十五元折叠，兜在贴身的裤腰腹表袋，拍几拍，检验是否兜得牢实，返头猛然发现站在床帘外跟踪的我，惊吼一声：“不许对任何人说家里有钱。”我顿时明白了，奶奶与母亲的争吵，就是缘于我管不住嘴，向奶奶告了密：我家里有好多钱，给外婆买了好多麦乳精和纸包补药。
母亲又要上街为外婆买药了。自然是不想带我这个“拖油瓶”，我自然是要打滚耍赖跟脚，最后母亲当然也是拗不过我的假眼泪。
从家里到街上的路，不远，但那天我却感觉走了好久好久。
自大堤沙尘路下坡，绕几道田埂小曲径，过城郊菜地，母亲嫌我走得慢，背一段汗湿了背，又放下我走一段。到了街口子上，空气中散发一股沥青烧焦的味，无风，沥青气浮在鼻子前，我执意要踩那种软软的柏油石子路，感受久违的乡里伢子进城的鲜味。
街两边稀疏几棵梧桐，枯黄的蔫叶无精打采，行人无处歇荫也稀疏如树，只有偶尔几个叫卖“绿豆冰棍”与切片西瓜的小商贩快速穿行。母亲脚步很急，我知道她的目的地是中药铺，她不会为别的什么而停步。我的目光在街上往返流连，瞬间被一家商铺前桌子上摆放的几杯汽水揪住，汽水是橙色的，透明玻璃杯外流溢水珠，杯盖上压了正方形玻璃片挡灰，诱惑着我的视觉神经。我扯了扯母亲的衣襟，小声说“口干”，母亲看了一眼汽水：“妈妈没有散钱，回头给你买。”母亲用手抚了抚我脸颊的汗滴，我拽着她的承诺，一起继续往前。
药很快买好了，母亲一手提着席草捆扎的药纸包，一手拉着我进了百货大楼，她在柜台上那一堆堆布捆中，左捏右搓找降价的剩布头，弯着手指头估摸：这块可给大姐做衬衫，那片可给哥哥做裤子，还有二姐三姐的，若有余，就能给我凑起一条裤子，掂量大半天买了两块布头。十块那张钞票换成了一毛，五块那张原封未动。只字不提我惦记的汽水，但那一毛零钱，也足以让我心里充满希望。
回去的路上，我僵持在那杯汽水前与母亲抗议，母亲守信掏出了一毛钱，我一口一口咕噜咕噜吞下，直到回响出一个带橙子香味的饱嗝儿，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可是没走几步，汽水就在肚子里鼓胀开来。街上公厕门檐下坐着一个收费的老太婆，母亲不愿为了五分钱而打散五元钱，赔着笑凑上去跟老太婆讲情让我免费上个小厕，老太婆摆着扇子毫不留情。母亲顷刻对我变了脸，凶我：“谁叫你灌饱？”她似乎又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转而温柔地叫我憋一会儿，马上就到城郊的菜地，那里有临时搭建的集肥的茅厕。
我坐着父亲的大货车上过几次街，情形完全不同，先带我到副食大楼“看饱”这张嘴，路过戏院围墙外，我若要看海报画上的戏，父亲会买票让我进去，看完戏还会带我去饭馆吃“香饽”，还会给我买永远12 点钟的塑料手表、有松紧带的酱色小太阳镜、捏起屁股呱呱叫的橡胶娃娃……
我当时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不要活成母亲的样子。
我常说最爱跟父亲上街。父亲笑母亲：“你妈是有九十八元钱恨不得借两元钱凑一张整百存银行的人。”
母亲倒是没有不悦，她以丰富的人生阅历从容道出生活的哲理：“大多数女人面对一筐葡萄，会先选差的吃，尽管吃到的每一颗都是剩余里面最差的，但是留存的都是最好的，最好的在后面才有希望。你父亲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管人情南北，你将来做了母亲就懂了。”
生活教会我渐渐理解了母亲当年节俭到抠门的地步，是五个孩子开学的那一大把学费；是过年过节那一身新衣服、日常的吃喝以及赡养年迈多病的外公外婆，这些隐形的刀刃埋伏在母亲周身，她岂敢放肆挥霍？
我很想活成父亲那样，然而我终究还是活成了母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