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出生在北大荒。单名一个“放”字。时过二十多年，已经记不清当初为什么为他选择了这个字，那是70年代一段十分沮丧和消沉的时期，也许活得过于压抑，就崇仰着“放生”或是鲜花“怒放”的那个“放”。
当然没有预料到，几年以后，当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真的开始“思想解放”了，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生长在80年代的放放，却依旧笼罩在岁月的阴影之中。还在他一岁的时候，我和他的父亲便离异了，他的户口办回杭州以后，就一直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我每年只能在回杭州探亲的日子里，带些衣物和玩具食品，去看望他与他玩耍。每一次见到他，总觉得他开口叫妈妈，实在叫得很勉强，例行公事似的，淡漠得可有可无。我知道自己缺乏“妈味儿”。儿子准是在心里把我当成他的老师了。
儿子从小就不爱笑，也不爱说话，更不爱与人交往。他的童年过得不快乐，一副抑抑郁郁的样子，心事重重，形孤影单。一天无所事事，学习成绩总是中等偏下，外婆外公磨破嘴唇也无法培养起他的学习兴趣与好奇心。而我远在北国，身为母亲却无法给予他更多的补偿——经常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信给他。而儿子写给我的回信，每一封都大同小异，检讨加保证，惜墨如金却是空洞无物。为了让他了解外面的世界，暑假带他去哈尔滨、北戴河、北京长城颐和园，他睁大了眼睛东游西逛，仍是无动于衷。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从来不提问呢？难道你什么都知道了么？儿子皱一皱眉头回答：愚蠢的人才提问。此话令我瞠目结舌。我开始觉得儿子的心像是一粒封闭的蚕茧，不愿意轻易向人敞开。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只同自己交谈的生活环境，一根孤独的单丝，在他心上缠绕起一间无窗的暗室。我担心他会患一种孤独心理症或是情感缺乏症。他的名字看来恰恰与我的期待相反。可是，究竟是知识还是情感，能咬破他密不透风的茧囊呢？
到了高中时期，儿子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迷上了港台流行歌曲。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们知道他竟然会唱好多好听的歌，有几首模仿得同磁带上的歌星不差上下。这一发现使我欣喜若狂，我想一个人只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会产生学习的动力，于是自己虽然不十分欣赏流行歌曲，也对他大加鼓励，又是买录音磁带又是找老师，为了帮他买到他酷爱的台湾歌星高凌风的磁带，拜托香港的朋友跑遍了香港街头的一家家商店。我说你若是喜欢唱歌，你就好好唱，真正的歌手从不模仿别人的歌，你应该从学习简谱开始，然后学五线谱，然后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只唱自己的歌。听到这里，儿子的眼神茫然无措，继而便暗无天日也。为了学习简谱，我和他之间发生过多次争执，他学得漫不经心一无长进，气得我曾狠狠把歌本甩在地上，而他却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很富哲理的话：我唱歌本是为了高兴，你让我学得这么苦，那我唱歌还有什么意思呢？噎得我哑口无言。自然，我所想象的从乐理入门的计划，后来很快彻底告吹，他依然我行我素、不厌其烦地听着录音磁带，然后跟着卡拉OK轻松地唱出：“我不是一个坏小孩……”
从儿子十七八岁到二十一二岁这段时间，我们母子间相处得十分艰难，儿子莫名其妙的反抗时有发生。他同许多年轻人一样，进入了被心理学家称为“青少年叛逆期”的阶段。他有了强烈的自立意识，希望摆脱家长的约束，自己去面对生活，但他又缺乏足够的自信和经验，缺少能力和基础知识，因此，挫折和压力使他烦躁，生性的善良和胆怯又令他迷惘。他试图把责任归咎于我，以便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终于有一天，在我失去了耐心，激烈批评他不够努力之后，他吐出了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那句话：如果……如果不是因为父母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就分手，我不会是这样……
我没有想到时隔那么多年，他心里依然留着那么难以弥合的伤痕。尽管他早已对母亲的重新选择表示过充分的理解，尽管他喜欢他的继父并与继父的关系一向很好，相处得甚至比与我更为融洽——以往他心底其实十分疏远着他的生父，但他的潜意识中却坚持认为父母离异是自己不快乐的根源，他无法解释和消除这种怨恨。
这句话很深地刺伤了我。我觉得委屈和失望。为了全力关心他爱护他，我们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他的继父甚至在没有亲生子女的情况下，作出了一个男人最大的牺牲，放弃了再要一个孩子的愿望。我们还能再为他做些什么呢？
但他毕竟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当他启开这扇锈锁多年、沉重的心门之缝时，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作为母亲我没有权利责怪他。一个20年攒下的心结，也许需要一生的时间去化解。即使水流被腐叶阻塞，淤泥最终还得靠水流自己去疏通。
以后日子里断断续续的谈话，使我们双方都变得心平气和。我们都在尽力学会互相原谅和尊重。解释已是多余，误会可以隐忍，但我惟一希望他能懂得：一个生命是父母之树的果实，然而果实落地抽芽发叶，却已是另一棵完全不同的树。当它有了自己的根时，它必得靠自己的力气生长壮大，它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天空。
我想儿子是需要改换一下环境了。我得把他“放”出去，放单飞，让外面开放世界上流动的风，驱散他心上的阴云，鼓动起他的心帆。
恰好不久后就有了一个去日本学习语言的机会，两年后若是日语通过考试，可以再升入日本的大学。儿子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得毫不犹豫。他跃跃欲试地开始学习日语，然后勇敢地登上飞机东渡扶桑，开始了他求学的生涯。那年他22岁，正是我们老三届人上山下乡战天斗地的年龄。命运向他“发放”了一张只许向前不许后退的通行证，那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两年中来自日本的平安家书，报告着上学打工千篇一律的日子，仍是他幼时写信例行公事一般的习性，只是字行间多了一些你并不太关心的日中关系之类，而你作为父母极想知道的诸如饮食身体功课包括地震，却只字不提。听人说他捡拾了一台废弃的音响，无论多忙，每晚依然很潇洒很专注地欣赏着那些流行的磁带。两年中竟然安之若素地始终服务于一家快餐公司，打工挣钱交学费养活自己还略有节余。偶尔得知那日本老板似乎很与他平起平坐，常在工作结束后请他喝上一杯啤洒。后来儿子讲到这一点便眉飞色舞，他说他感到自己已是个成年人，就是在到了日本以后。
两年以后儿子突然表示不想再考大学，而要回国工作。他似乎认为自己的日语水平相当不错，无须再继续读书了。对此我当然无法苟同，我在心里牵念着儿子在异国的寂寞，确认他的归国是由于孤独而不是工作。东瀛那个地方多工作狂人，儿子再呆上几年弄不好染上点孤独症自闭症什么的可就悔之晚矣。开放的国界当然是来去自由，何况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