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于东篱下采菊，林逋居住于梅林中，林黛玉的潇湘馆遍植翠竹，王子猷只是暂住几日也要求在房屋周围种竹。人类对于住所，除遮风避雨外，还有着更高的要求和瑰丽的想象。
房屋的确反映了居住者的精神面貌。爱伦坡的笔下昏暗潮湿的房子是丑恶人性的寓所，霍桑笔下古朴幽暗的老宅背负着家族的诅咒，福斯特笔下，霍华德庄园代表了英国文化长久的积淀……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记忆·梦·反省》认为房子的不同楼层反映了心理层面的不同需求：高楼层代表着人们希望向外界展示的一面，低楼层象征继承自祖先的思想文化，而地下室和拱顶则反映了原始的冲动。
莎士比亚曾用“the beauteous roof”这一房屋结构比喻青年的身体，房屋的美丽不单指青年外表英俊照人，更指青年品德高尚。俗话说“相由心生”，这与莎翁的看法异曲同工，莎士比亚认为内心好恶会在外表上有所体现。在传统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视角下，对于灵肉的讨论也聚讼不休。古希腊时代，柏拉图认为，肉身束缚了灵魂，肉身死后灵魂不灭，因此灵魂便可以看到理念的世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灵魂在人的身体内部推动生命活动，肉身死去灵魂也随之覆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基督教崇尚灵魂而贬低身体的二元论，坚持“灵肉一致”观点，强调身心和谐。
由此，身体和房屋就构建起了反应精神面貌的一致性。作为物理空间，房屋是灵肉的住所；反之，灵肉也为建筑房屋提供了滋养独特气质的源泉。
对于人与住所的关系，中国人有着可与欧美文化相通却又独有特质的理解，与之相关的一种说法叫“人生如寄”。人的神魂以肉身为寄寓之所行走世间，俯仰天地，与天地万物皆以“心”相连。
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说：“比德山水，把某些自然形象人格化，赋予它们某些优良的品质，目的是为了建构人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进而以此来塑造人格，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多数文学家的生活与写作之地都有很好的自然环境，或依山，或傍水，或山水相映，或面向阡陌纵横的原野，或在住所内外种植或摆放梅、兰、竹、菊等，一年四季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声音、色彩、气息和脉搏的跳动，所谓‘春水满泗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
据我有限之见，“寄”的概念早在《尸子》中提出：“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说文解字》云：“寄，托也。”同书对“客”和“寓”二字的解释皆为“寄也”，足以证明“寄”“客”“寓”三字意义相通。“人生如寄”则可能最早见于魏文帝曹丕的《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苏轼自前往徐州开始频繁使用“吾生如寄耳”，然而“人生如寄”的感慨早在汉末已成为诗文常见的吟咏对象。《古诗十九首》中有“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诗句以及《世说新语》记载的孔融言论“子之于母，又有何亲？物寄瓶中……子之于父，又有何亲？晴（情）玉（欲）发耳。”都是这种“寄寓思想”的体现。
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写到“长恨此身非吾有”，这个典故出自《庄子·知北游》，舜问丞，丞说：“汝身非汝有也”，又说：“是天地之委形也”。这首词的写作时间与前后《赤壁赋》的写作时间接近，苏轼可能是想到政治上那些攻讦和算计，心生疲惫。他希望能够忘却“营营”。马致远《夜行船·秋思》最后一支《离亭宴煞》也曾表露出对名利争斗的厌倦，如“争名利，何年是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
江山如画，多少风云人物，何等英姿勃发，不可一世，却也逃不过生死的大限。他们像这世上其他人一样，都是过客。黄州仍在，东坡赤壁却早已不复存，苏轼也早已如他所品评的那些英雄豪杰一般，幸而留名青史，文藻流芳。
遭遇逆境时，想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似乎也是一种调节心理的好手段，死亡谁也避不过，不若平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