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德镇的一座小山上，我见到小许的工作室，是三间荒僻的平房，没法装空调，夏有酷暑，冬有严寒，而相比于冬日的严寒，小许宁可忍受夏天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原因只有一个，夏天，水更软，和出的瓷泥更为温润轻透。严冬和出的瓷泥是寒而涩的。小许在景德镇的生活极有规律，早上6点起床，7点开始做事，拉坯、晾干、画釉，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晚上10点。
我去的那天，她在为花瓶和水杯、碟子画图案。做好的素坯已经晾干，她正一笔笔往上画牡丹、野菊、金鱼，从河流的深处往上生长的水草。这些充满自然生趣的事物，一一攀附在花瓶的瓶口，茶壶的壶盖与壶身的衔接处；攀附在小小的猪口杯上，攀附在盛小菜的荷叶碟上。碟子都有卷起来的边，仿佛能撩动一片新叶生长起来的鲜嫩、伶俐、快适的精神。荷叶碟上绘有家常品种的金鱼，鼓眼泡、鹤顶红，鱼身是变幻莫测的橙红与橙白，头背与尾鳍之上，撒有少许鲜红与亮黑的斑点，是我们这代人平房水缸里常养的土金鱼。画在一片荷叶上，竟也有“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韵味，而古老家常的金鱼品种，此刻竟勾起我对童年的无限追怀来。
小许是台湾人，15岁时拜90岁的老师学艺做瓷，光是揉泥就足揉了3个月，“手糙如35岁，手臂足有现在的两倍粗”。成年后留洋学版画和油画，之后，她来到景德镇，只一眼，就被这里的青瓷和釉下彩迷住了。她开始留下来画瓷、烧窑，就像一尾丧失记忆的咸水鱼重新游进了海洋，那些不可预知的压力和风暴，在找寻到归宿的喜悦面前，都可以忽略不计。
在做瓷画瓷的十几个小时里，只有拉坯机发出过沙沙的声响。小许曾说过，拉坯要的是一口中气，越是拉大坯，中气越要充沛，开口闲聊，中气就不足了；把釉彩画到素坯上，也要有全然的信念和执着。状态一般时，做二三十件瓷，可能只有一两件如意，其他不满意的，小许都会用榔头砸掉。
因此在画瓷之前，小许会敛神静气，用毛笔写两首小诗。她倒很少抄现成的唐诗宋词，那些大白话一样的小诗，像露珠一样透明天真的闲情，完全是她当日心情的写照，比如：“鼻头微微出汗/才知已是早夏/七彩花叶浓了/南风便引我入园。”格律并不工整，书写在碗碟上，却是那些闲游的金鱼和诱人的瓜果们最好的陪衬。
小许画瓷烧瓷时，她在上海开的瓷器店就暂由她弟弟看管，那是文艺青年们到上海的里弄必去追慕造访的景点。见不到女主人，喝不上她亲沏的茶，拜访的兴味好像也淡了不少。小许的弟弟就淡淡地笑：“姊姊再有5天就回来了，你可等得？最近她画了很多南瓜花。”
还真有人到苏杭一带转个三四天，临去时再回上海，就为从小许手上买一对碗，或一对猪口杯，看她只以一小截棕麻绳、印有她书法的一小片牛皮纸，以及青花图案剪成的迷你斗方，把那碗杯捆扎成艺术品。那正是江南已近失传的捆扎手艺，也是当年老上海精细生活的灵魂，现在，它在一名台湾小女子手中复活了。
也是奇怪，小许一回来，满架满屋的瓷器仿佛都活了，你买一个花瓶、一个碟子，小许都记得酝酿这种器形、这种图案的种种心绪，她就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许有一天，她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配上她满手都是泥巴和釉彩的照片。
瓷上的旖旎风情，都诞生于不计成本和充满汗水的劳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