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一个选择爆炸的时代，以往我们觉得，选择变多能提升生活质量，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巴里·施瓦茨在2005年出版的《选择的悖论：为什么多就是少》，副标题是“多即是少”，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极简主义者们所推崇的“少即是多”。
身边会有这样的朋友：为了买到打折的蔬菜，他们愿意开车去遥远的超市。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决策者称为“最大化者”。而另一类人则是“满足者”，他们遇到让人满意的选择后就停手。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最大化者”的倾向，和朋友聚餐的时候，选中餐还是西餐？那家口碑不错的云南菜排着长队，那家有空位的烤肉评分又不太高……我们为这个简单的决定思前想后，却迟迟不敢下决心。我们还在纠结吃什么的时候，“满足者”往往已经开始享用美食了。
如果“最大化者”在茫茫选择中淘到了最优解，那么之前的努力也不算白费，但遗憾的是，“最大化者”很容易对决定不再满意。这种后悔在决定前就使之犹豫不决。
1956年，美国决策管理大师赫伯特·西蒙提出一种新的决策方法“满意”。“满意”并不代表着降低标准，但的确会降低期待——“满足者”会给自己挑选一个心仪的旅游目的地，但心里清楚，他们看中的是这个地方的美食与美景，如果酒店干净舒适，那是额外的收获。他们买了不合适的口红色号，看了一部无聊电影，不会懊恼，因为可以为下一次选择提供经验。而如果已经找到一种好用的洗发水，他们会坚持使用它。
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满足感，同样也会带来一些缺憾。在《决断两秒间》中，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提出：“不假思索”有时候好过“三思而后行”。他举了很多例子，心理学家只需观察一对夫妻15分钟的交流，就能猜出这段关系的状态；顶级的鉴定专家只看一眼，便能判断出一件文物的真伪。而我们做决定时，一般习惯于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获得的信息过多，就容易受到干扰，剔除不重要的信息，反而能做出准确判断。
除了关键信息，很多技巧无法用语言说清楚，比如基于理性分析的积累。在电影《萨利机长》中，男主角在紧急情况下瞬间做出了“迫降哈德逊河”的决定，拯救了155人的生命，这个在208秒中下达的命令需要事后十几遍的模拟才能确认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另外还有瞬息之间的高压。美国的象棋高手乔希·维茨金曾在一次太极拳的比赛中伤到了手，后来，他在象棋比赛中常常回忆这个场景，使自己回到“受伤的状态”中。他说：“与生死的一刹那类似，紧急关头，我们会本能地将重要信息放大。”
如果瞬间决策可以在生活中得到应用，我们就不致淹没于浩瀚的选择之中。我们想要的答案往往来自内心，而非源于外界。接受直觉的引导有时候反而简单准确，而其前提，是对自己的清晰认知和丰富经验带来的掌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