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诗中表现“生的色彩”，只有“生的色彩”才能动人。如何能使“生的色彩”浓厚？
第一须有“生的享乐”。此非世人所谓享乐，乃施为，生的力量的活跃。生命力最活跃，心最专一。
第二须有“生的憎恨”。憎恨是不满，没有一个文学艺术家是满意于眼前的现实的，唯其不满，故有创造；创造乃生于不满，生于理想。憎恨与享乐不是两回事，最能有生的享乐，憎恨也愈大，生的色彩也愈强。有憎就有爱，没有憎的人也没有爱。
此外还要有“生的欣赏”。前二种是生活中的实行者，仅此二种未必能成为诗人，诗人在前二者外更要有生的欣赏。太实了，便写不出。不能钻入不行，能钻入不能撤出也不行。在人生战场上要七进七出。
诗之好，在于有力。有力，即：一、不可勉强（勉强便成叫嚣），不勉强即非外来的；二、不可计较。不勉强不是没力，不计较不是糊涂。一般人享权利唯恐其不多，尽义务唯恐其不少。所谓不计较只是不计算权利、义务。栽树的人不是乘凉的人，栽树的人不计较这些，是“傻”，但也伟大。有力而不勉强、不计较，这样不但是自我扩大，而且是自我消灭。
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再至自我消灭，这就是美，这就是诗。否则只写风花雪月、美丽字眼，仍不是诗。
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然此二诗乃两位大诗人晚年的作品，其心已是寂寞心了。必如此，然后可写出伟大的热烈的作品来。吾国《水浒传》也是作家晚年的作品；《红楼梦》亦然，乃曹雪芹晚年穷极时所写。岂不有寂寞心？必须热闹过去到冷漠，热烈过去到冷静，才能写出热闹、热烈的作品。
若认为一个大诗人抱有寂寞心只能写枯寂的作品，乃大错。只能写枯寂的作品必非大诗人。如孟东野，虽有寂寞心，然非大诗人。北宋陈后山亦抱有寂寞心，诗虽不似东野之枯寂，然亦不发煌，其亦非大诗人。
寂寞心盖生于对现实之不满，然而对现实之不满并非就是牢骚。改良自己的生活，常欲向上、向前发展。然而叹老悲穷的牢骚不可取，就是说牢骚不可生于忌妒心。纯洁的牢骚是诗人的牢骚，可发。
诗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诗人情真，哲人理真，二者皆出于寂寞，结果是真。诗人是欣赏寂寞，哲人是处理寂寞；诗人无法，哲人有法；诗人放纵，哲人约束。故在中国，诗人与哲人势同水火。但大哲人也是诗人，大诗人也是哲人，此乃就其极致言之，普通情况下并非如此。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诗词感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