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管用，说话好使，这不论对谁都是件很惬意的事。不过，你也不要太早得意，因为在很多时候，说话，还得附加身份证之外的一些“身份”，否则，就不管用、不好使，即使你说的是真话、真相或者真理。
一次上课时，老师讲述了他所亲历的一件事。某天，他途经某单位办公楼，发现此楼外墙体接近顶处有块儿硕大墙皮严重剥离，办公楼紧临繁华马路，一旦坠落，后果不堪设想。老师迅速查出电话将险情告之对方，对方应承下来后却杳无音信，险情照在。老师后来又分别打了三次电话，得到的回复依次为：已经汇报给领导了；领导们正在研究此事；相关部门正在组织评估。老师是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他又一次将电话打过去，亮明自己是市监委特约监察员并报出聘书证号，对方沉吟片刻，旋即答复：马上落实。几天后，老师专程来到此处，但见安全网、脚手架已就位，工人们正在紧张作业。
同一人同一事，只不过换了个身份，结果竟然大相径庭，未免使人觉得有几分滑稽，但更多的是令人思考。倘若，老师不拥有“特约监察员”的身份，依然执着地把事情继续做下去，那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身份”一词，有很多种注解。但可能让现在的人们熟稔的恐怕只有“出身和社会地位”，还有“官位和身价”等这些释义了。可事实是，“符合”这些释义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没有附加“身份”的人群，无论在何时，都占绝大多数，这个庞大的群体构成了民众的基础，是社会的基石。不能不承认，尽管时代在变迁，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很讲究身份，很在意身份，也很看重身份的社会。虽然旧的制度早已被摧毁解体，但伴随着制度（中国古代某种意义上就是身份制社会）一起滋生、发展、持续的观念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解体而完全消失，人治思想和权力本位思想等仍具有较强的张力，遏抑着人们的思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直截了当地说，“身份意识”以及“身份社会”是背离法治精神的。这些意识和现象的存在，阻碍着法治社会的形成、发展。使民众说话管用，人微但言不轻，这难道不正是人们热盼和追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