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逐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后，日军一面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一面把重点转向华北、华中战场，专心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蒋介石虽说表面上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其限共、溶共、灭共之心不死，因此在消极抗日的同时又企图妥协谋和，实行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于是，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当局在反共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语言。
挺进敌后的江南新四军更是处于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复杂形势之中，处境愈发严峻。
1939年初，日军开始在南京、镇江、芜湖三角地带进一步增强兵力，采用攻守并用的战术，深入重要集镇，构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对新四军挺进江南初期创建的茅山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当初，国民党把新四军放在日军统治力量最强、交通最便利、作战最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虽有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需要，但其主要意图还是妄想借日军之手削弱乃至消灭新四军。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新四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倒在江南站稳了脚跟，不断发展壮大。于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抛出了“画地为牢”的毒计，规定江南新四军只能在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一带活动，以限制新四军发展壮大。江南新四军的处境愈发严峻，正如粟裕所形容的：“党内外，敌友我，矛盾重重相交错。”
为了打破日军的分割、封锁和分区“扫荡”，争取更主动的局面，粟裕决定选择薄弱之敌或孤立据点实施攻击作战。奇袭官陡门据点，就是新四军挺进江南后在抗战史上谱写的光辉一章。
官陡门据点位于安徽芜湖近郊日军飞机场外围的扁担河两岸，街道建在河两岸的堤埂上，长不过百米，全是砖瓦房屋，驻有伪军300余人。粟裕决定亲率第二支队第3团，采取远程奔袭，出其不意地拔掉这个据点。
对这一作战计划，多数同志认为过于冒险，胜算不大，心里都替粟裕捏了一把汗。有的同志则直接表示反对，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行。理由有三：
其一，官陡门据点四周河沟交叉，河上只有约1米宽的木板桥贯通，敌人在据点周围设有三层铁丝网和掩体工事，可谓易守难攻。
其二，官陡门据点地理位置独特，距铁路不过1.5公里远，离机场也只有3公里。南面4公里的永安桥、北面5公里的年陡镇均有日伪军驻守的据点。一旦官陡门有风吹草动，敌人必会从西、南、北三面据点派出增援部队，半小时内就可以赶到。从芜湖机场起飞的敌机不到两分钟即可飞临官陡门上空，实施空中支援。
其三，进攻官陡门据点的路线只有两条，不仅要通过几条深不可涉的河流，而且必经敌人重兵把守的青山、黄池据点。
粟裕向大家耐心解释：“过去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打的，而现在我们是在交通发达的平原、水网地区同敌人作战。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速战速决，必须采取突然的、短促的像闪电样的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没有还手的工夫。”说到这里，粟裕作了个形象的比喻，“我们要像鹰抓兔子一样才行。战斗行动一定要非常迅速，一旦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战斗，而敌人的增援又快，就必须果断撤出战斗，坚决摆脱敌人，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粟裕接着说：“兵法云：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往往就是最麻痹大意的地方，看似固若金汤的据点，实则疏于防守、不堪一击。敌人绝对料想不到我们会远途奔袭四周有重兵猬集的官陡门据点。只要我们计划周密，行动果断，就一定会成功的！”
善于出奇谋、用奇兵、建奇功的粟裕，这次要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导演一幕出奇制胜的话剧。
二、
1月18日清晨，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狸头桥。粟裕作了简短的动员后，就率领部队轻装出发了。为不暴露行踪，部队在冒雨北进25公里后停止行动，隐蔽宿营。
19日上午，部队继续在原地休整。下午，粟裕组织部队悄悄上船，突然转向西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偷偷渡过丹阳湖。部队翻过湖西岸的堤埂后，立即换乘早已预备好的几只装肥料的货船，继续隐蔽西进，于午夜时分到达预定地点集结，整装待命。这里距官陡门还有近40公里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