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上海，郭大力一边在学校教英语，一边刻苦自修德语和钻研经济学。他借住于闸北的沿街小屋，每天啃淡馒头，喝冷开水，常彻夜亮着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王亚南愤然回国，以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抵沪后，他很快找到郭大力。
“大力兄，我刚回来，已被上海暨南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王亚南见面就说，“通过几年的用功学习，我对实现在大佛寺定下的合作计划，有点底气了。”
“亚南兄的学识，今非昔比！”郭大力拍了拍好友的肩膀，“对《资本论》第一卷，我已试译了一部分。”
在街头的面摊，两人边用餐边商量，决定着手选择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着述进行翻译。接下来的译书过程中，郭大力仍未中断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试译，王亚南还参加了上海进步文化活动。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分三路突袭闸北。因郭大力所住的地块也遭日军猛烈轰炸，刚译毕的《资本论》第一卷书稿毁于炮火，所有衣物也化为灰烬。他对侵略者满腔仇恨，并发誓：“一定要完成与亚南兄的合作计划，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
二房东望着废墟，气得连连跺脚，这位老太忍不住哀号：“阿拉死脱的老头子，做了大半辈子小生意赚着两根金条。我用来顶下几间房子出租，现在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朝后日脚哪能过？东洋兵坏透，这批赤佬不得好死哟！”
郭大力劝慰二房东几句，想到附近另找住所，老太却拽住他：“郭先生是个好人。侬肯定呒没地方住，我正好要去投靠附近的堂阿妹，她家离这里只隔几条马路，有个三层阁可以暂时借给侬。”
郭大力顷刻一贫如洗，却并未灰心，他仍起早摸黑地忙碌着。不久，他与王亚南合译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当人们得知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扛鼎之作竟是由初出茅庐的青年首译，引起轰动；继而，他又与王亚南合译、出版英国着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主要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大力在上海有了温馨的小家庭，他在教书之余，开始重译《资本论》；妻子虽未过问，但深信自己的丈夫是在干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她默默地给予支持。王亚南则在反复研读《资本论》一些章节的同时，相继撰写《经济学史》和《世界政治经济概论》两本书；1933年11月，他由沪抵闽，参加刚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仅月余便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遂取道香港赴欧洲，在柏林学习德语，搜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料。
三
1935年夏，王亚南从海外返沪。郭大力闻讯，把他请到家里，妻子朝石库门外察看了一下，转身泡好茶，还有意拧开了收音机。
王亚南漫谈欧游见闻，又拿出不少有价值的参考书，激动地说：“你在信中提及，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有完成《资本论》全部翻译的扎实基础。我感到讲得很对。”
郭大力充满信心地说：“为了让《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早日问世，我们现在应尽快全力投入！”
随即，两人相继与上海的多家书局洽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事宜，均未成功。经朋友介绍，他们又造访一个实力相当雄厚的出版商，那人也予以推托：“敝公司实在不敢接受。这种书的发行量无法判断，最主要还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尽管如此，两人却毫不气馁，依然坚信《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一定会被印行。所以，他们决定：“先干起来再说！”
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公共租界斜桥路（今吴江路）71号开张后，就有印行《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考虑。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这个出版机构获悉，郭大力和王亚南正在申城译书，便不顾经营困难，由主持编辑业务的郑易里和艾思奇（均为中共党员）出面，与两人商议出版事宜。
初春的黄昏，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行驶的有轨电车铃铛“当当当”地响，报童叫着“《大美晚报》来啦”，小摊主吆喝“桂花赤豆羹”，各种声音混杂于一起，仿佛组成了“交响曲”。四个人先后步入一家咖啡馆，服务生端上冒着热气的咖啡，室内轻音乐掩护了他们的谈话。艾思奇、郑易里、郭大力、王亚南会面后，寒暄几句，便直奔主题。
艾思奇开门见山：“翻译《资本论》具有迫切性，革命同志都希望中文全译本尽快出版。听说两位先生正在译书，读书生活出版社有意印行这部世界名着。”
郭大力脸露欣喜：“读书生活出版社愿冒风险出版《资本论》，这真是太好了！”
郑易里问：“《资本论》有厚厚的三大卷，内容博大精深，约 230万字。两位先生为敝社译书，有什么困难吗？”
王亚南喝了一口咖啡，抬起头：“大力兄与我早已约定，无论难度多大，都要坚决做好这件大事。”
“为了给译者提供必要保障，敝社将在每个月向两位先生各预付40银元版税，用于日常开销。”郑易里明确表示，“这项支付不会受到敝社常规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我们将提取2000银元单立账户，作为专用。”
“这样，就能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定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抓紧译书。”郭大力和王亚南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