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双方当即签订《资本论》出版合同，大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临别前，艾思奇笑道：“两位青年才俊联手，译书一定顺利。而且，我也相信，你们今后前途无量。”此言不虚，王亚南和郭大力最终确实均成为着名经济学家，当然这是后话。
接着，郭大力和王亚南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他们依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正过的最新德文版，并参照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尽量使译文准确。
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郭大力不得不带领全家进入上海法租界暂避；但昂贵的房租实在难以承受，他只好把已完成的《资本论》部分译稿先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携妻小返回江西南康。
郭大力的老家系穷乡僻壤，生活艰苦，却比较安定，能专心致志地继续翻译《资本论》；所住的低矮土坯房，冬天寒冷，夏日闷热，他或在光线不足的小窗前，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每天坚持译出上万字。这时，王亚南已赴内地，他对译书也无丝毫懈怠。两人在分散的情况下，坚持密切合作，分批陆续将译毕的书稿寄出。
四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地区成为“孤岛”。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中共党员）率领一批骨干离沪，赴内地开辟出版阵地；仅郑易里、熊约春夫妇等数人留守原址，在申城负责相关业务。
经过两年多的持续奋战，郭大力和王亚南对《资本论》的翻译接近尾声。这时，因时局动荡上海公共租界放松对出版物的审查，出版业的萧条导致印价和纸价大跌。郑易里瞅准时机，几次用函电与在武汉的黄洛峰磋商，决定加紧进行出版和印刷。
1938年4月，郑易里发电报给郭大力，请他共同处理《资本论》译稿的排印等事宜。郭大力绕经香港来到上海，他穿过静安寺路，走近斜桥路71号，瞥见门外挂着“读书生活出版社”牌子，入内则有几个房间，陈设简单而整齐。
“郭先生好像瘦了，昼夜译书辛苦啊。”郑易里热忱地迎过来，“为了方便起见，可以住在这里的后楼。”
郭大力把旧皮箱打开，从底部夹层里取出一些译稿：“这是我在客轮上完成的。”
郑易里笑起来：“把译稿藏在箱底夹层里，倒是个好办法，万一遇到搜查就不易被发现。”
郭大力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他既要赶译《资本论》第三卷剩余章节，也要承担全部译稿（包括王亚南所译部分）的整理、校订，还要与郑易里一起审阅排印出来的清样，常忙得废寝忘食。
一个傍晚，几个“包打听”（租界巡捕房密探）叼着香烟，突然恶狠狠地闯入斜桥路71号，到处乱翻。
郑易里在外面办事，熊约春一惊：哟，换陌生面孔了，以前的几个“包打听”因有巡捕房熟人打招呼不会来骚扰。她连忙上前应付：“几位先生，有何贵干哪？”
为首的家伙发出冷笑：“哼，为了防止出现违禁书，特来侦查。要是找到赤色读物就封门，把老板抓去蹲班房！”
熊约春故意提高嗓门嚷道：“我们是小本经营，最近市场不景气，根本没有出书呀！”这显然是为了向正在后楼统稿的郭大力报警。
这帮人折腾了一番，又要上楼梯。熊约春欲阻拦，被他们推开。
几个“包打听”冲上后楼，目睹郭大力躺在床上睡觉，就把他拖起来，但反复搜查，却一无所获。
熊约春上来打圆场：“这是个杂工，近日生病，让他休息。”
几个“包打听”丢下烟蒂，扬长而去。原来，郭大力听见楼下的动静，已迅速把译稿塞到老虎天窗外，这才化险为夷。
数月后，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同年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从此，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以全貌展现于中国人民面前。
当郑易里将散发着油墨香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摆在办公桌上时，只见用细纹米黄色布制的封面中间部位套印红色，上面“资本论”三字既端庄又美观，装帧风格与德文原版基本一致。在场者端详了一会儿，都连声称好。
熊约春披露：“《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初版共印刷3000部，深受各地文化界、学术界的欢迎。许多知名人士也踊跃订购，宋庆龄先生、冯玉祥将军等都确定要买书呢。”
郑易里胸有成竹地说：“此书一定会重印的。”
郭大力心情激动：“我马上发电报，告诉亚南兄。”
第二天大清早，郑易里、熊约春夫妇就从家里赶过来，诚邀郭大力去一家老字号点心店品尝生煎馒头和三鲜大馄饨，说是要犒劳他。郭大力这才想起，大饼油条和粢饭糕已快吃腻了。于是，三个人乐呵呵地一起出门。
此刻，晨曦洒在斜桥路上，呈现出一层淡淡的金色。郑易里昂首望着朝阳感叹：“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时代如何变迁，《资本论》都像一座坐落于历史之巅的灯塔，照亮着在迷雾中摸索前行的人类社会！”
郭大力也有感而发：“《资本论》的真理光芒将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