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牺牲
终于走到了雪山顶上的大垭口，这里有无数根用牛皮绳拉起的五色经幡，纵横交错，层层叠叠，在剧烈的山风中飘扬，向导从怀里掏出一大把的“风马”（印有喇嘛教中供奉神像的正方形小纸片），挥手抛向空中。这是藏族人在路过任何一座雪山顶时都要举行的宗教仪式。
说实在的，那时候走路是失去了意念地瞎走，像没有灵魂的躯壳机械地迈动步伐，可就在这无意识的走动中，众人竟然就走到了人生的最高度，即便以后在果洛三十多年里，再也没爬过超过这个高度的山峰。现在的登山者大都是专业人士，都有现代化的装备、氧气瓶营养液、随队医生等等，那时的青年可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仅凭一匹马、两斤牛肉和几个冷馒头，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走到了5000米的海拔。
最惊险的是在第三天傍晚。当众人来到阿尼玛卿山脚下一条流量较大的河的河边，看到对岸的草地上扎着两顶帐篷，更远处有几顶小帐篷，几头牦牛和绵羊在一旁啃草。老王就说，这里有牧民，一看就是牧民的冬窝子草场，今晚我们就和他们做邻居。
不久，对岸帐篷里的女牧民蹚过河流，特意送来了煮熟的羊肉，用藏语和向导说话。老谢翻译说，牧民见大家从雪山顶下来很辛苦，送了点新煮的羊肉。刚刚成功地翻越了阿尼玛卿雪山，众人也都很高兴，在吃了牧民送来的新鲜羊肉和干粮后，早早躺在牛毛毡上睡去。那时大约也就晚上八九点，孙大贵睡不着，起来往外走，睡在帐篷口的老王问他干啥，他说肚子疼，到外面蹲一会儿。
不料，孙大贵这一出去竟成永诀。他出了帐篷，四处查看地势，才找到适合蹲坑的河岸边蹲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叼出一根，那烟头在半明半昧的雪色衬托下，像是个靶子，隐在小帐篷中的土匪早已将枪口瞄准了他。然后就听到了清脆的枪声和孙大贵“哦”的一声，沉闷地像是倒抽了口凉气。
老王到底是军人，听到这喊声，一个鹞子翻身，大喊不好出事了，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拿着摆在身边的枪冲出了帐篷，看到孙大贵躺在血泊中，老王摸了摸他的鼻息，然后说：“你们留下，我和魏军去追土匪。”老王横着劲要追杀，一定是见孙大贵被土匪打死，着了急，自己的保护工作没做到位。
当老王蹚过那条河往前又追了一截距离后，还是中了土匪的圈套，他本人都不知道从哪儿打来一枪，击中他的右肩胛骨，一头从马背上栽倒在地，跟在他身后的魏军没敢再贸然追击，跳下马来趴在地上守着老王，直到看到土匪骑马逃跑了，才扶起老王回到帐篷。
众人商量，前面60公里外，有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进入果洛时设立的一个物资中转站，有军人和政府驻守，当即派骑术较好的王二虎骑马去请求救援。老王真是命大，那60公里的路程，骑马来回最快速度也得一天，他躺在帐篷里煎熬到了早上，王二虎带着军医赶了回来。军医在帐篷里给老王做了手术，从他的右肩胛骨伤口里取出一颗子弹头，老王说：“把那颗子弹留给我作纪念，也让我记住这个耻辱。”
土匪拦道
老王暂时留下养伤，其余的人又走了一天，傍晚时分到达了当时州政府所在地吉迈滩。在吉迈滩休息了三天，众人便和新的护送员老李老黄再度踏上了去班玛县的路。将近百十公里走得平安无事，但在翻越满掌山时，下起了大雪，也是这场暴雪，让老李和老黄都迷失了方向，无意中拐向一条狭长的山谷。他俩商量后决定，那就将错就错，到前面30公里的洼尔赛往北拐，再走40公里便可进入玛可河谷地，那里离班玛县政府所在地赛来塘就近在咫尺了。
那天是10月16日，众人走到两面是高耸的岩壁，中间是条隘道通口时，突然被山坡上端着双叉猎枪的人截住，有个人用藏语高声说了一阵后，老李也用藏语回话，口气像在讨论什么，然后老李对大家说：“不知是马蒋匪帮还是土匪，他们不说自己的身份，只要我们缴了枪支弹药，就让我们安全过隘道，否则就朝我们开枪。”
老李踌躇了一会儿，最后一挥手对众人说：“老黄你先假装投降，扔下手中的枪和子弹后，敌人势必会放松警惕，我持枪注视着他们，你们仨趁机在前面快速通过隘道，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千万不要往后看和停留，老黄跟随在你们身后，如果敌人有动作，我就开枪掩护你们，如果敌人不动手，等你们安全通过隘道，我佯装最后一个缴枪，再见机行事。”老黄说：“这样你很危险呀。”“逃生是最要紧的，这是眼前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按照老李的办法，大家成功逃脱，但却始终没见老李回来，不知道他的生死，老黄也是躁动不安，凌晨就令大家骑马出发，“我得负责把你们安全送到班玛。”当终于看到班玛县城的轮廓时，大家竟莫名其妙地号啕大哭起来，是啥心情？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当时只能用哭来表达那种感受。到班玛县三个月后，吴邦玺去县委给冯书记送一份机要文件，突然看到老李也在那儿。他说，那天他见大家穿过山隘通道后，先是把子弹撒出一把，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然后突然举枪朝山上扫射了一梭子弹，把他们都压了下去，同时猛磕马背飞速朝身后跑去，等他们反应过来朝他开枪时，他已跑了老远，一口气跑了几十公里才躲过这场意外。虽然丢掉一把枪和几十发子弹，却保住了五个人的生命安全，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