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信使”
1936年元旦，董健吾接到女儿捎来的口信，说是宋庆龄先生要他立刻到莫里哀路29号（现香山路7号）宋家私宅和她会面。董健吾和宋子文是同学，和宋庆龄的关系也很好。董健吾的女儿董慧芳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宋庆龄家里去一次，宋庆龄亲切地把她称作“萝赛”。董健吾立刻匆匆赶到宋庆龄家中，宋庆龄已等候在客厅，见到董健吾便取出一封密封的信交给他。原来，宋庆龄请董健吾做一回信使，去陕北瓦窑堡，把信当面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迫于形势压力，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又施展新的一手，企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他秘密地派出几路人马，试图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其中一路便是宋子文。宋子文知道自己的二姐宋庆龄和共产党有接触，就把信息传递的工作，交给了宋庆龄。宋庆龄考虑了很久，认为能完成这个极其重要任务的人选，非她和宋子文都熟悉的朋友董健吾莫属。
从宋庆龄严肃的神情中，董健吾明白，这封信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他欣然领受了这个任务。他们反复研究了几条不同的送信路线，最后决定：假道西安，直驱红都。
两天后，董健吾上路了。他将这封密信缝在自己的丝棉背心里，挂着宋子文专门为他设置的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头衔，一路平安过关。当时，西安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管辖的地区，董健吾一到西安，便住进了自己老朋友的家里。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交通受阻，转眼一个月便过去了，董健吾度日如年，最后决定面见张学良求得他的帮助，以便迅速进入红区。在董健吾的力劝下，张学良终于同意用自己的私人飞机送他去肤施（现延安市）。当时肤施还由张学良控制着，距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不过200里路，但是为了跨越白区和红区这道最后的屏障，董健吾又用去了整整6天的时间。历尽千辛万苦，董健吾终于在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见到了中央陕甘宁地区的领导人秦邦宪（博古）、林伯渠，成为“四一二”政变之后，沟通国共双方之间联系的第一个使者。
董健吾到达陕北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正率领红军在前线作战。董健吾只得将宋庆龄交付的密信交给秦邦宪。当天晚上，信的内容和董健吾所说的一切均通过电台，转告了正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十天以后，秦邦宪将一封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的信递给董健吾，托他转交给宋庆龄，林伯渠又拿出三枚由江西铸造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中央苏区出的纸币递给董健吾，让他转送给宋庆龄。临别前，林伯渠小声地告诉董健吾：“周副主席讲，现在戎马倥偬，如果有机会，就将毛主席的孩子送到苏联去。”董健吾望了林伯渠一眼，微微一笑，将周副主席的嘱托默默地记在了心头。
董健吾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从肤施回到西安，张学良见了董健吾哈哈大笑：“董先生，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董健吾笑道：“那怎么会呢！”他详细向张学良讲述了这次瓦窑堡之行，转达了秦邦宪、林伯渠等红军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
当天晚上，张学良在自己的公馆里，设家宴款待董健吾。
张学良收藏了不少古玩。他和赵四小姐尤爱明代瓷器，当听说董健吾在上海经营过古玩生意时，便兴致勃勃地让赵四小姐拿出一些珍藏的古瓷让董健吾鉴赏。谁想到董健吾恰恰对明瓷的鉴赏，具有很高的鉴别造诣，他看着赵四小姐捧出来的瓷瓶瓷碗，一眼就发现了好些赝品。
张学良非常遗憾地说：他原来还藏有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的青花器，杯盘壶瓶各一件。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来西安时，赵四小姐拿出来给客人观赏，不小心失手摔坏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董健吾暗暗记在心里。第二天，他在西安找了一位与松柏斋有过生意往来的古玩商，买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二十四件套镀釉彩瓷，送给了赵四小姐。
赵四小姐见了这一套彩瓷，爱不释手。张学良大喜，定要以重金酬谢董健吾，董健吾坚决不收。张学良说：“董先生，那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只要我张学良能够办到，尽管开口。”
董健吾心下一动，突然想起了周副主席的嘱托，眼下不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吗？于是便爽朗地一笑，字斟句酌地对张学良说：“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美意，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两个是那边朋友的儿子……”董健吾抬头望了张学良一眼，见他听得认真，便接着说：“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张将军方便的话，那就请你帮忙，送他们到苏联去求学。”
“行！”张学良爽快地答应了。
几天以后，董健吾告别张学良，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这年春天，张学良奉蒋介石之令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其间，他秘密来到上海，在哥伦比亚路（现番禺路）一家幽静的法国酒吧里会见了董健吾——此行，他是来兑现自己的诺言的。张学良把董健吾介绍给自己的部下、着名的爱国将领李杜，协助李杜办妥了孩子们的出境手续。李杜将军把董健吾所托的这三个孩子带到法国，岸英和岸青历经磨难，终于在这一年年底抵达了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