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埃德加·斯诺，感受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大趋势，在上海拜会了宋庆龄，他向宋庆龄提出了想去西北红色区域采访的请求。宋庆龄通过设在路易·艾黎家的电台和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时，中共中央急需有影响的西方记者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区的情况，于是埃德加·斯诺的请求，立即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同意。宋庆龄想到董健吾刚和张学良建立起来的关系，便把护送斯诺去陕北的任务，又交给了董健吾。
董健吾与斯诺并不认识，为此，宋庆龄精心策划了两人的会面。她取出半张名片，交给董健吾。事前，在这张名片上，宋庆龄亲笔在上面摘录了一句惠特曼的英文诗，盖上私章，用剪刀一剪为二。临行前，宋庆龄再三叮嘱董健吾：最好还是能像上次那样，借张学良的私人飞机直飞肤施。
几天以后，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像古董商模样的中国牧师，来到了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他便是董健吾。他取过旅客登记簿，假装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心里不由一阵狂喜：原来斯诺已经在这家招待所里住了快两个星期了。董健吾立马用英语向正在等待的斯诺打起了招呼：“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回答道：“他是我的好朋友。”暗语对上后，双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诺拿出半张名片，董健吾也拿出自己的半张，拼对完全吻合。“您就是王牧师？”斯诺和董健吾相视一下，会心地笑了。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这样描写了他与董健吾的初次相见：“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对名片）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宋庆龄曾告诉过斯诺，说王牧师会让他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去“红区”。然而这一次却行不通了。董健吾笑着对斯诺讲：“替张学良开飞机的是美国人，如果将一个外国人丢在肤施不回来，那么，这个飞行员很可能会怀疑，且说漏嘴的。”所以，董健吾这次只能换一种进“红区”的方式。
第二天清晨，斯诺刚刚起床，董健吾便带着一个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到了斯诺的房间。他们拉着斯诺走出旅馆，跳上了门外停着的一辆汽车。车内还坐着一位鼻子上架着墨镜、身着中山装的人。汽车载着他们一行四人，风驰电掣般地开出城门，来到了西安未央宫遗址的旁边。
董健吾招呼大家走下汽车，他指着身着中山装的人刚要介绍，只见那个人已经摘下了墨镜，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斯诺的胳膊，颇有点得意地讲：“难道你不认识我？”
这就是蒋介石曾经悬赏5万大洋买他脑袋的中共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邓发。接着董健吾又向斯诺介绍了那位东北军军官——他叫刘鼎，也是共产党员，当时担任中共驻张学良处的秘密联络员。就在未央宫遗址，他们四人详细地讨论了斯诺进入“红区”的周密计划。
第二天，一辆军用小汽车离开西京招待所，悄然上路了。车上坐着董健吾和斯诺，车是董健吾向张学良借来的，通行证是刘鼎搞来的，当汽车开出城外，一辆军用卡车已经等待在公路旁，他们将负责把斯诺送到“红区”洛川。
斯诺提着简单的行李跳下了汽车，紧紧地拥抱着“王牧师”，悄悄地在董健吾耳边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2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960年，斯诺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国。10月1日，毛泽东主席邀请斯诺先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随后兴致勃勃和他长谈了9个多小时。在这次会面中，斯诺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小小请求，说他想再见一见“王牧师”。
“王牧师？”这一回轮到毛泽东困惑了。
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向有关人士问及了“王牧师”，要求迅速查明“王牧师”的情况。经过很大一番周折，找到了浦化人，这才知道：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但此刻，董健吾又在哪里呢？
原来，当年送别斯诺后，董健吾只身回到上海，没想到情况突变，与董健吾单线联络的潘汉年去了香港。董健吾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党的关系，再也没有接上。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四处漂泊，历经了磨难与冷遇。
1961年2月2日，在上海以推拿行医谋生的董健吾，突然接到国防部办公厅的通知，让他晚上到锦江饭店对面的那幢小楼去一趟。这幢白色的小楼是一个颇为神秘的地方，董健吾忐忑不安地走进小楼，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空荡荡的客厅只有他一个人。突然，门打开了，一位佩戴大将军衔的军人走了过来，董健吾眼前顿时一亮：是陈赓，老战友！
陈赓疾步上前，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陈赓感慨万千地说：“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这么多年了，沧桑巨变啊！你上次到延安，我正随主席在前线打仗。解放了，你怎么不到国防部来找我？你过去的事，已决定由中央来承担责任……”说着，他转头对陪同接见的上海市委负责人介绍说：“主席说过，我们党内过去有过两位怪人，一个上山当过和尚，以后下了山，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另一个就是他，先进教堂做牧师，过了几年牧师瘾，以后脱胎换骨，成了革命者。”
1964年10月，斯诺先生又一次来中国访问。有关方面曾打算安排斯诺在上海与“王牧师”会面，可是，斯诺先生正在上海访问时，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立刻赶回北京，因为毛泽东要会见他。斯诺与“王牧师”又一次失之交臂。
1970年12月25日，当圣诞的钟声飘来的时候，董健吾悄然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永远带走了他的一切“神秘”。但是，像斯诺一样的老朋友们记住了他，历史，记住了他。
董健吾一生传奇的革命经历，虽蒙上些许神秘色彩，却始终洋溢着红色的基因，足以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