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渡口时，有一艘渡船正停在码头上等客。
轮渡站的布局和30年前差不多，但外观更漂亮，很多设备已升级换代。现在可以扫码进站了，票价是每人2元，自行车或电瓶车2.8元，摩托车4元。
我们走过栈桥，上了渡船。渡船比以前的宽大，有楼梯通向2楼。2楼是封闭式的客舱，有空调，三面都是大玻璃窗。客舱里一排排的座位整齐宽敞，我们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栈桥上有一个背双肩包的少年推着自行车匆匆走向渡船，我居高临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想起了高中时代的自己。
读高中时，我住在浦东的东昌电影院附近，每天骑一辆28寸羚羊角赛车去上学。我的学校在浦西的半淞园路，靠近当时的江南造船厂。我每天一去一回要乘 2次轮渡，一到冬天，每天的通勤就让我犯愁。
加上乘轮渡的时间，我从家骑到学校要1个多小时。为了不迟到，我每天很早就出门。在冬季，我出门时天还没亮透。骑上赛车，身子压得很低，冷风从领口直往脖子里灌，胸口也凉飕飕的。我穿着厚衣服、裹着厚围巾出门，骑不了多久就会出汗，汗水浸湿棉毛衫的后背。于是我把围巾解开，把领口敞着散热，冷风乘虚而入。忽冷忽热的，那时我经常感冒咳嗽，且总也好不了。
上海流行过一句老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20世纪90年代初，工作、学习、购物、娱乐等设施大部分都在浦西。住在浦东的人过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时过江的路面交通只有南浦大桥、打浦路隧道和延安路隧道。这些桥隧只走汽车，用自行车和助动车通勤的人只能靠轮渡过江。为了满足上百万人的过江需求，那时黄浦江上有几十条轮渡线路，有些江段每隔一两公里就有渡口，渡船在江面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乘轮渡的人最怕遇到雾天，雾天轮渡停航，给通勤造成很大麻烦。如果是结结实实的大雾，人们也就死心了，都去改乘公交车；最尴尬的是不大不小的雾，你吃不准轮渡是否会停航。如果把车骑到渡口才发现停航了，那就被动了—不赶时间的人会等在渡口，等太阳出来雾就散了；但多数人会掉头想其他办法。有时雾是局部的，只有部分江段停航，有些人就会去其他渡口碰碰运气，说不定能从某个通航的渡口过江。
大雾天停航时，警察同志会在大桥和隧道口拦车，让有空位的客车和轿车搭载过江的人。他们也会拦下空载的卡车，然后搭起坡道，让人们把自行车和助动车推到卡车上过江。我搭过这样的顺风车，一次是走延安路隧道，到了浦西隧道口，那里的警察推来坡道把我们放下来。另一次是过南浦大桥，我们站在敞篷卡车的车斗里，像行驶在白云上，四周一片白茫茫，完全看不到桥下的江面。高耸的桥墩和一条条拉索如巨人的身躯和四肢，渐次从浓雾中现身，转眼又隐入后方。
“请乘客们耐心等待，目前江上往来船只较多，我们将稍后开船。”喇叭里传出船员的声音。我看了看表，我们已经等了15分钟，2楼客舱依然没有坐满，1楼的船舱还空着一半。现在黄浦江上下有16条隧道，12座桥，8条轨交线路，人们对轮渡的需求大幅减少。轮渡线路被缩减到17条，每天只有10万余人乘坐，其中还有不少是像我们这样来怀旧或观光的人。
现在，黄浦江上的水路交通依然繁忙，但往来船只的种类和当年大不一样。在被霓虹灯和广告牌装饰得花枝招展的浦江游览船上，游客们在船舱里聊天，或在甲板上晒着太阳，互相拍照。一条游艇从近处驶过，并排坐在驾驶座上的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大男孩大概是一对父子。远处的一艘巨轮拉响了汽笛，不久后，它如同一座移动的城镇，驶过我们的左舷。
与此同时，另一些船只驶过我的记忆，比如那些满载着煤、黄沙或石子的铁壳货船，它们有低矮简陋的驾驶舱，甲板几乎与水面齐平，你会担心稍有风浪它们就会进水，下沉。几十条这样的货船用缆绳首尾连成一列，渡船为了等这样的船队通过，要在江心停很久。
我们的渡船终于开了，它像个灵巧的胖子，多向推进力让它可以原地打转或侧向平移。30年前的渡船就很灵活，现在的渡船比当年更胜一筹。我们先顺流绕了一个大弯，避开一些船只后加速驶向对岸。乘客们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江面和两岸的景色，正午的阳光给一切抹上一层明媚的光彩，陆家嘴的建筑群在阳光下亮得耀眼。
渡轮在接近对岸时转了个身，在逆流中靠向码头。不知现在的渡船上是否还有2个船员分别站在船头和船尾，套圈似的，将胳膊粗的白色缆绳抛向码头上的钢铁缆桩。
我们下到1楼和其他乘客一起上岸。跟着大家，沿通道往外走的时候，有一刻我恍惚了一下，似乎又看到了那个背着双肩包、推着自行车的少年。